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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隔壁班--何博在线分享会录音
语音整理：玫瑰之上
文字整理：昨日小尘
哈喽，大家好，感谢大家在这个周六晚上，在手机的对面，和我一起参与这次分享。也很感谢令胡歌老师的邀请，能够很荣幸跟大家一起聊聊，我最近或者说这十几年来一直在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灾难的图像，具体来讲是关于2008年四川地震这个事件，它的后续以及与它相关的图像。
我是四川德阳人，整个关注最初始的一个起因，就是2008年5.12的特大地震，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在江西南昌读本科，人不在四川，所以对我来讲，这个事件一开始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缺席的，或者说是一个缺失的记忆。即便当地震发生之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就坐绿皮火车回到了四川，尝试着跟家人、跟朋友一起去度过那个时间段，但是依然无法摆脱事件发生时候，我不在现场的一个应该叫困顿吧，虽然这么说有点矫情，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是好端端的，很幸运没有直接经历那次惨剧，但是，这个的确变成了我后面这十几年来一直都想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因为对我而言，其实我是在那一天，在那一刻，开始真正意识到了作为一个四川人，或者是作为跟我的父母、家人、朋友一样来自于同一个地方的一个人，第一次感觉到了家乡，或者“四川”这两个字对我来讲意味着什么。在那之前，当时作为一个年轻人，其实特别迫切地想要离开家乡，然后去自己感受新的生活，所以当时本科也选择了离家乡还挺远的南昌大学就读，不太想要非常直观地去跟自己熟悉的四川发生什么关系。但是在地震之后，这个想法开始转变了。然后也正是这种转变，它成为了我刚才说的这十几年来我的一个关注重点，也成为了我从2013年开始尝试进行的这个所谓创作，之后我自己一直以来想要去触及的一个话题，但是触及这个话题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个话题，等会儿我可能会跟大家具体去分享，所以在地震发生了大概是有十二年之后，我才找到一些方法去面对它，或者说直接去讲述它。
我们就先从这个引子开始聊吧，前段时间，可能6月初10日左右，我现在所在大学，就是我教书的四川传媒学院，我的一名学生发了一张照片给我，就是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他们在映秀当时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几个区的一个废墟里面拍到了这张照片。
在这边也感谢她提供这张图片的授权，这张照片是拍的映秀一所学校废墟里长出的一棵树，这所学校基本上是目前映秀留存至今不多的地震废墟之一。这棵树其实还有个故事，就是当时有一位老师和一名学生，在地震发生之后，他们尝试着去拯救、去帮助那些困在这个教学楼废墟里面的同学，不断地进出救了很多人，但是最后很不幸，就在救的差不多的时候，他们被垮塌的建筑给压住了，被深深埋在下面，两个人都牺牲了，后来在这个废墟上面就长出一棵树，就是这棵小小的树，大家后来就称这棵树为“生命之树”。
这棵生命之树，我在2023年跟一些朋友重新去到这个废墟里面，当时我也拍了这棵树，但那个时候是冬春之交的初春，这棵树还是枯黄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位同学发给我了这张图片和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感觉到非常的触动，当然这种触动对我来讲就是，基本上是任何人在提到这次四川地震的时候，在跟我交流的时候，我都会产生的一种心理触动。
对我来讲，这两张照片的对比，其实就非常明显地展示出了在这片自然土地上的一种生命的生命力。这些树，它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从枯萎到成长，然后再变到衰朽，然后再到成长，这样的一个轮回，就像自然的轮回，在这个地震废墟的时间线上面，它是不断地在前进着，但是人的时间就停止在了2008年，那这种停止对于经历过这件事情的人，以及对于很多关注这件事情的人，至少对于我来说，就某种程度，也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印象、直接或者间接的体验、或者是记忆，就一部分同样也停留在了那个时间和空间里面。
这种停留其实一方面在象征层面，意味着我们很多东西的止步不前，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意味着在现实层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种停留、这种停滞，我们到底是像有的地震废墟那样全部都给保留下来，变成现在供人们去缅怀、去观看的一些景观？还是说完全把这些停留给掩盖了、给重塑了？比如说映秀，还是以这个小镇为例，大家看到这张照片，它是我在映秀地震博物馆里翻拍的一个巨大的壁纸一类的图像，这个图像是地震发生之后航拍拍到的映秀的地震废墟。
下面这张照片是2023年，我在映秀的时候，站在一个高点拍摄映秀的这个新镇，映秀基本上是原址重建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下面这张照片，它里面新的建筑、新的植被，是覆盖在了上面那张照片的废墟之上的。当时拍摄的时候，我脚下站着的，就是当时掩埋遇难者遗体的一个巨大的公墓，那这种垂直的对于时间，或者说对于历史的一种塑造和风格，我觉得是一个特别能够代表我们，或者说特别具有象征意味的一种关系到我们自己记忆的一个表现吧，那我们是把记忆埋藏起来去开始新的生活？还是让记忆非常明显地一直存在于那里？这种记忆在我们今天分享里其实就是关于灾难的记忆，所以我想用这算是一个问题吧，去开启今天要聊天的内容。
https://mp.weixin.qq.com/s/SjZupcuWvoeGyZ8Xli5x2w
分享到群里面的这个链接里面是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我在2009年地震一年之后，拿着一个小DV回到地震过的一些地方拍的一些素材剪辑起来的。但比较可惜的就是当时拍的原始素材，还有当时拍的那个DV，包括里面的卡，几年之后就完全找不到了，我当时还拿着一个我记得应该是佳能ixus的某个卡片机回去拍，但那个卡片机里面拍的很多东西也全部都找不到照片，包括卡片机也不见了。
这段视频如果大家点进去看的话，可能会发现那个画幅非常的奇怪，因为当时也不懂怎么做视频，就只把这些影像保留下来了。然后09年从这个视频出发，在地震发生之后的几年，我基本每年都会拿着相机去到一些废墟里面，以行走去感受、去拍摄这些东西，在那时，这对我来讲其实不叫什么创作，就是一种除了记录之外，想要尝试着尽量让自己去靠近地震记忆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其实非常无效，就是因为无论你再怎么做，都不可能去直接体验那一天其他人所体验到的状态。
这些年不断地进去游走，进到一些建筑里面去拍摄，后来那些建筑也不让进了，这样的一些经历对我来讲也是非常困顿的，就是我始终没有办法用其他方式，或者说更加真切地去处理这段缺失。直到后来我开始做创作的时候，很多年我也不敢去碰这个话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会想，我到底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理由，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或什么样的立场去讲这个事情。
因为有一个对我来讲记忆非常深刻的小事情，一直在影响着我后来的一些想法。就是在2009年，在我去拍摄这些素材之前，因为当时在南昌大学学生记者团里面，我做了一期关于这个地震的一个专题，当时我就特别激动地想要去采访一下学校里这些四川籍的学生，那个时候也特别愣，觉得自己是学新闻的，就是有这种权力，或者说这种优先性去做这事，所以我就联系了一些同学，但是那些同学基本上都拒绝采访。
当时在这个视频里也有体现，有一位绵阳籍的女生，她当场拒绝的理由就是：她不想再去回想这段记忆，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还觉得为什么你们这些外人会有兴趣做这事情？其实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是那种以现在的话说就是比较i的一个人，我当时听了就想：对呀，我自己没有体验过那个事情，我就是为了想要了解一些他们的想法而去接近他们，去接近这些直接经历了或者说家庭因为这个灾难而产生损失，甚至有家人离去了的这样一些人，我凭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我凭什么要让他们再去回想这些事情？
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怎么办呢？怎么样去说这个事情才合理，才有意义，才有必要？或者说我后面会不断地提到，就是作为我个人，怎么样更加言之有理地就这个话题去建立起自己跟地震的一个关系？
这种疑问带给我这十几年来的一个心理状态，大家看这张图，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可以做一个比喻的。
这张图在我09年去北川拍的视频里，绵阳市的北川县是受灾非常严重的，就是把整个县城都摧毁了的一个地方。当时我们一些外来人是进不去的，就没法下到废墟里面，我们就站在山上一个叫望乡台的地方往下看，当时只有持有北川户口的人才可以进去，然后去寻找自己亲人或者朋友的离开的地方，我那天就在上面就用DV长焦去拍这些人影，从那个角度看，就特别有点像蚂蚁，又有点像那种幽灵一样的感觉，他们在废墟里面不是漫无目的地徘徊，而是非常有指向性的去到那些他们知道或者他们认为自己亲朋好友埋葬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状态就很像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它就像一个幽灵一样，这么多年，它就在那儿，就在这个脑子里和在身边围绕，但是你怎么也摸不到，怎么也抓不实。
在2015年到2021年这六、七年时间的这个过程中，因为对于灾难发自内心的关注，然后我开始做了两组作品，去回应对这个话题的一个思考。等会儿我跟大家简单地分享一下，其中一个是关于恐怖袭击事件，就是欧洲的恐怖袭击事件，另外一个是关于消失的马航那架飞机的事件，但是我在做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我还是没有办法直接去触及这个地震的话题。这种状态一直一直延续到2021年，我出国去荷兰读我的第二个硕士的时候，在我处于荷兰的那个状态下，我开始慢慢地找到了合适我的一些方法。
一个是在那个地方上学时，我的老师和同学会经常讨论所谓的自然和人道主义、灾难，以及它们所造成创伤的这样一个话题；第二个更重要的直接原因是我去了一趟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是位于波兰克拉科夫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边观看和体验让我很明确地开始去思考距离与灾难的关系。
这里的距离，它一方面涉及到物理距离，比如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不在现场，以及当我处于欧洲，当我处于离家乡非常非常远的异国他乡的时候，当我开始在那个环境下第一次真正地产生了思乡之情，以及在思考家乡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的一个语境下，“距离”这个词开始打开了我觉得对我来说对这次地震更加有效的一些思考。
然后“距离”其实还有一个含义在于相关性，就是你或者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跟这个灾难、跟这个事件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与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位置关系？比如说奥斯维辛这件事，从历史层面来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完全没有犹太人、或者欧洲人那种对于奥斯维辛大屠杀的一个感同身受，我对于它一个直接的关联，就只有在可能历史课本上几句话提到的这个事，这种距离是身份的距离，当然也有地理的因素，还有时间的因素，但是不管这个距离如何，当我一步一步走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最里面，一些展馆存放着大量当时被屠杀犹太人的鞋子、帽子、皮箱、假发、眼镜这样的一些空间之后，我一下子就感觉到了情感层面上的非常非常的震动，一下子眼泪就出来了，所以在那个瞬间，当我走出奥斯维辛的时候，我就在想，对于灾难的这种理解和认知，是不是真的是存在着一些共性，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切实有效的手段让包括我在内的这些与灾难或近或远或无关的人，真正地能够去讨论灾难，去观看灾难。
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
看灾难看什么？
所以接下来第二部分，我将会从我22年开始到23年一直在做的以及现在还在进行中的一个叫做《Where Can I Wish You Happy？》(在哪里，我可以祝你愉快)这样一个关于四川地震的项目，跟大家尝试着去解答，我是怎么开始在我自己看来是有效的去处理这个话题的。
这个项目的主体其实是分为了三、四个部分，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分别涉及到三个不同时间段的摄影图像。一个是地震发生之前，一个是地震发生之时以及稍后，第三个是地震发生很多年之后这三个时间段。
①地震发生前：祝你愉快
②发生时和发生后：记者的视角
③多年以后：四川地震废墟里的重复性记忆制造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祝你愉快”
说之前先简单介绍下我自己这十几年来的一个工作方式，因为我虽然做的是摄影图像，但是我很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处理一些现成的图像，比较熟悉我创作的有些朋友可能会知道，就是从一个现有的图像，对它的观看、对它的理解、对它的研究，然后从这方面出发，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东西。
基于这种工作方法，大家可以先看这两张合影，这是我准备这个项目的时候，在前期做资料收集时发现的两张照片。第一张是在北川县城的一个兄弟姐妹的合影，左二的那位女士，她在应该是“搜狐”的一个访谈里提供了这张照片，她是里面的老大，然后最右边的是她弟弟，其他的那些女性是她的妹妹。这照片，我猜测可能是在地震发生之前一年拍的，然后这次地震发生之后，这些姐妹中大姐幸存活下来，其他姐妹有人活着，有人失踪了，也有人去世了，她的弟弟活下来了。
下面这张照片是一位小学老师跟她学生的合影。然后在地震发生的时候，这位老师也是像前面说的那个“生命之树”的例子一样，也是为了拯救她的学生们，不断地跑进跑出，最后牺牲在了这个废墟里面，这位老师叫袁文婷。
当我仔细地去看照片的时候，我就越看越觉得有很多感触。其中的一个感触，比如在看第一张照片的时候，我会发现这照片跟我自己的记忆是关联起来的，因为这张照片拍摄的背景，就北川在地震发生之前的那个县城的样子，以及它背后的这个山体，还有他们站的这条街，印象中我在2006年是去过的，也走过这条街，可能眼睛还扫过背后的这个山体和植被。
第二个感触，是我感觉到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平凡人舍己为人的这样一种精神，尤其是第二张照片，当他们拍摄合影的时候，你肯定不会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就会觉得那就是普通的师生关系，但是在发生事情的那一瞬间，她就能够做出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做到，如果遇到这种事我能不能做到牺牲自己。所以在看到这张照片时，就特别特别地想要去跟他们对话，想要去“问”他们一些问题，这种“问”当然不是说像刚才我说到的去采访那些幸存者，像记者一样去问他们，或者说问他们什么具体内容也并不重要，关键就是特别想要去问他们，想要去跟他们对话，想把他们视为还活着的人。
所以基于这个动机，我就在想，那我能不能够单方面的、片面的去建立这种对话，哪怕是他们无法回应，但是我自己能不能够花费相对较长的时间去跟他们进行交流，去问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去说一些自己很多年以来想说的事情，去根据他们这些画面上面的这些元素、这些细节，去尝试着把他们的过去跟自己的记忆进行关联。
所以就有了《祝你愉快》的这两张图像，我发到群里这个链接，大家后面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这两张图像是通过文字、很细小的文字去重构了这两张合影。
https://mp.weixin.qq.com/s/drM9_ljpr4e5ujVz3xrhjQ
https://mp.weixin.qq.com/s/QqmnSdPG55UeVgkzzGo-jQ
我把这两张照片放在里面做一个底下的图层，然后在上面新建了一个图层，再开始用手绘板一块一块地去书写，书写内容就跟刚才和大家说到的一样的那些内容，每一次就会书写比如他的衣服、他的面孔、或者是他的背景的一部分，然后慢慢地让它去重新构成这张照片的一个本来的样貌。第一张照片书写了大概两个月，当然不是每天都写的，可能隔一段时间写几块。
第二张照片写了更长时间，断断续续写了有八个月，在这个时间里，我就尝试着让自己实际的这样一个生命去跟他们有一个接触，有不断的一个碰撞。这种书写的方式，我那天跟另外一位大家可能知道的叫黎朗的艺术家，我在跟他做采访的时候，其实我也跟他说到这个作品某种程度是吸取了他的一个经验，他在关于他父亲的照片上面，日复一日地写下了他父亲生活里面的每一天，就一九几几年几月几日，九几年几月几日，不断地重复。这种对我而言既然我无法去经历那件事情，那我至少可以尝试跟他们在一样时间的状态下去交流。可能对有些朋友来说这个方法肯定是无效的，毕竟人已经离去了，事情已经发生了，甚至可能也是比较矫情的，可以用上“无病呻吟”这个词，见的比较多的各种批评的声音，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它对我来说是成立的，在写作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就所有的现当下的事情都已经远离了，那只有跟他们去进行聊天。
这个作品的名字其实是出自于香港乐队“beyond”， beyond有一首歌就是叫《祝你愉快》，如果听过beyond可能会知道黄家强，这是这位贝斯手弟弟写给他哥哥，离去的主唱黄家驹的一首歌，这也是隔空去倾诉，隔空去建立关系的。
这个作品在当时毕业展的时候，被输出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尺幅，长边应该是1.5米，第二张照片打在一块布上面，我等会儿会给大家看一看当时展览的一个现场情况。
祝你愉快↑
记者的视角↓
第二个部分是关于地震发生之时比较独特的一种主体，就是新闻记者他们的视角，通过观看他们当时捕获的一些图像，我获得的一些想法和感触。
关于这个部分，它的图像是这样的，我发到这里。这图像是目前在公共网络上能够搜到的为数不多的当时的一些视觉动态影像。后来知道这个是绵竹当地地方台的几位摄像记者，他们当时拍到视频的一个集合。
这拍的是汉旺镇，属于绵竹下面的，也是受灾非常严重的一个镇，当时地震发生时的一些图像素材。
当我在反复观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意识到了一些事，比如这个视频里有很多是非常直白地去呈现的，一个是呈现了救援的过程，第二个非常直白地呈现了一些受伤甚至是遇难者的图像，很近距离的一些图像。这样的视频一方面我会觉得是很难得的，能够记录下当时一些非常珍贵的实时印象，而另外一方面，也让我开始去想到了新闻伦理这样的事，或者说观看伦理这样的事。当然，我们从现在的一个角度，从某种程度的一个道德捍卫者的角度来讲，那我们现在就会说是不是合理，或者是不是合适直接去拍摄这些遇难者，拍摄接受治疗的人这些很痛苦很狼狈的画面，因为我们会发现现在新闻图像（主要是新闻图像），是不会直接去呈现这些受害者的状态的。
基于这个想法，针对这些图像，我写下了自己的一些思考，这是一个PDF，这也是我在荷兰的毕业论文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有英文，我就没有删了，请大家见谅，但是里面都有一些中文。我就选取了视频里的一些截图，把它们单独的放了出来，然后针对这些画面，写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在这个PDF里，第一个说到的就是发的第二张截图里的左上角那一帧，淡定的路人和躲开镜头的路人。
简单跟大家念一念，就是这位淡定的路人平静地穿过马路，经过镜头时他盯着镜头看，地震导致的摇晃感以及其他紧张地蹲在马路中央的路人似乎没有对他产生丝毫影响。而右边那位女士在意识到被拍摄时，这个时候是一个推镜头，她淡然地走出镜头的视线，他们的正常反应不应该是惊慌地逃跑或者躲避吗？好奇地盯着镜头和避开镜头这两个行为出现在这种场合里实在有些荒诞。同理，做个反打，摄影者及其摄影行为在如此极端到涉及他们自身生命安危的情形下，依然在尽力寻找着适合摄影之眼释放功能的缝隙，这也并不寻常，但这些感觉似乎也是我因缺席而无法感同身受的直接体验，我觉得他荒诞或者不合时宜，或许是因为地震在我的第一反应里面依然只是某种单一刻板的解释。
8.5 阿祖莱：“一张照片是几个主角遭遇的产物，主要是摄影师和被摄者、相机和观看者（Azoulay 2008）。在拍摄照片的时候，那些站在相机前和后的人，以及在观看照片的时候，在画面内和外的人。”
这样的想法其实是牵扯出了一个理论点，这也并不是什么很艰深的理论点，它是由以色列学者阿瑞拉·阿祖莱总结的一句话，我发到群里面。这句话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一张照片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一段视频吧，它是几个主角遭遇的产物，这个“它”用了一个词是“encounter”，主要是摄影师和被摄者、相机和观看者，包括在拍摄图像时，那些站在相机前和相机后的人，以及在观看照片时，那些画面内和画面外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理论，非常直接地告诉我们，在观看一个图像的时候，我们应该不仅仅去思考照片或者图像本身，而是要去思考在拍摄或者说在捕捉影像的过程中，在那一瞬间，以及在那个瞬间的前后，涉及到这幅照片内外主体的一些更加具体的情况，他们是出于什么动机去拍的，他们是出于什么动机去拍这个而不是拍那个，他们是出于什么动机不顾安危或者说要保全自己的，等等等等。
在刚才那两个图片的案例里，我自己会想到，作为一名职业的新闻记者，在地震发生时，他可能没有时间去考虑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新闻的伦理，或者说在一个如此大规模的受难情形下，面对周围太多太多的遇到困难的这样一些人，他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用一个相对正常的，或者在我们冷静状态下相对正常的去思考：我不要去拍这样的一个遇难的人，我去拍点其他的东西，他可能就没有时间去想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方面，正是因为他拍到这些非常残酷的图像，我这边可能没法放出来很多这类图片，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关于血、关于残肢的非常残酷的这类图像，如果没有这些图像，可能对于这次事件，对于这个灾难的记忆、记录，真的就没有什么直观的东西了，那我们今后再去讨论它，再去记住它，再去理解它，可能就只能通过一些文字。
然后同样的，我们再看刚才那张图里面，就是在红衣女子下面这张悲痛的女性，我这边写的是：在一处伤者和死者安置点，另一位摄影师将镜头长时间的对准了尸体和悲痛的亲人，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在这个情景下，纪实摄影的伦理问题重新回归，纪实摄影或者新闻摄影是否应该避免直接表现死者，这个问题肯定的回答在二战以来一直占着上风，并且成为迄今为止的主观主流的判断，不可否认的是他用的是长镜头，就一直怼着这位女性拍了很久，他的这个长镜头迫使我们去直面灾难后的苦难，这种近乎窥视的死亡凝视增加了镜头的强度，将他人的记忆铭刻在无关者的脑海里面。所以在短暂的愤怒之后，我们这些缺席的观众是不是或者不得不开始思考，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将自己的手放在屏幕上这位受难者的身上，即便这样的握手是非常的不情愿的。
另一个案例，我们看最下面的这张黑色的图片，可能看不太清楚，因为当时那个环境的照明度很低，他是用了一个拉镜头用长焦端表现救援人员救助一名学生的一个特写，然后从特写又拉回来，变成了一个学生被埋的现场全景，这名摄影师应该站在学生的不远处，因为他周围都是拿着手电的救援者。
这个环境它对应着当时新闻记者的另外一个窘境，就是他们需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拍摄，他不能去参与救援，而且他们本身也缺乏专业的救援能力。所以在他们快节奏地切换，用肉眼和摄影之眼注视着那些等待救援的人、伤者、甚至是死者，但却无能为力的过程里，他们正常的心理防线也在瓦解。
我在2022年曾经也想要去采访一些我们德阳当地当时参与过拍摄的这些新闻记者，但是他们也全都拒绝我了，虽然说灾后政府专门为这些记者提供了心理咨询和援助，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心中的这些伤痕。所以从这点来说，他们与那些其他的在地震里幸存下来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可能谁也不想再去重温那些无助和痛苦到极致的经历。所以对这些记者来说，这些经历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打破了这些人所依赖的客观超脱的工作理念，这种无能为力、进退两难，甚至是被迫目睹苦难而进行的心理的适应和麻木，加重了他们作为普通人所遭受的心理创伤，这种负担在道德层面其实更难以说服自己，更加难以消化。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这个部分第一张图里最上面的三张我拼在一起的这个图像，大家可以看到是四名救援者，像提着一个布袋子一样，提着两位女孩遗体的四肢，把她们暂时放在存放遗体的空地上，镜头当时摇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后面一位受难者的面孔，这个视频影像在公开呈现的片段里并没有被删除掉，不知道到底是因为它的分辨率比较低难以显示细节无所谓，还是说编辑者的疏忽，还是有意为之。大家看到在这个图像处理的时候，我是把这位女孩的脸打了马赛克的，一位是打了马赛克，第二位是直接用一个白色的东西给蒙住了。我觉得这四名救援者，他们的状态其实也更值得关注，他们机械化地往返搬运着尸体，看不见他们悲伤的表情，他们跟我们这些后来的不在场的人事后对于救援者的印象是一致的，他们似乎就是功能性的群体。
让我印象很深的还有就是在救援过程中，可能是某位现场指挥者非常着急地说：被压死的人就没办法救了。同样作为我们这些无关者，可能就觉得这句话挺冷漠的。但是如果在那个现场，如果把我们的位置摆在那个现场，当你面对很多很多需要尽快救援，防止他们死亡的那些受害者的时候，那这些被压死的人，当然没有办法在那个瞬间去施以道德或者情感上的一些怜悯，或者你是没有时间去做这种哀悼的。所以说这就是在极端情况下不得不做的一些优先级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只能是瞬间性的，他们在那一瞬间跨越了、无视了某些规则，但在事后就被有意无意地避开。
最后要说的两个细节，一个是大家看到有一名医生在给一位女孩实施救援，但是这女孩可能最后还是没有挺过来，有个细节就是医生为了救援，就把那位女孩的衣服拉上去，拉到了胸部以上，在视频里是隐约可以看到她的胸部，然后在实施救援之后，医生就急急匆匆地走了，他急着要去治疗或者救援下一个人。在这个镜头里，这位女孩的妈妈就把女孩的衣服拉下来，遮住了身体，这个细节同样是跟刚才我说的一样，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医生可以为了这位女孩的体面，保持她死后的尊严，把她的衣服拿下来盖住，但这名医生在那个时候，没时间去这样做，他做不了这一点。
最后一个我选出来的细节，就是大家看到这位遇难的女孩儿的下面，这段没有人物，这个视频里体现的是救援拍摄者在救援人员旁边近距离的拍摄，有时候镜头非常晃动，甚至晃到了建筑废墟，什么也没拍到，我就猜测这名拍摄者可能当时就把摄像机放在一边不拍了，就去参与了这次救援，不然他应该会去拍下来的。
上面这些我选出来的案例，其实都指向了一些我们在当时以及现在我们在观看一些图像，在制造、在捕捉一些图像时，我们需要做的一些选择，它涉及到新闻伦理，涉及到优先级，涉及到到底是记录还是帮忙的种种的一些话题，涉及到人的观看，涉及到相机的观看。所以在这个作品里，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小小的装置，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我把这些图像以及关于我对他们的一些文字思考打印出来，放在了一把尺子上面，然后这把尺子是安置于几个相机的前面。
我用了一些细铁丝，把这些图像的这些纸半固定在这把尺子上，人们可以通过在尺子上移动这个铁丝去进行某种程度的自己的一个小互动。我当时就是想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就是尺子的这个移动，就相当于我们对于这个事件，我们到底要离它多近或者多远，包括救援者，包括当时的新闻记者，我觉得在这种情景下，卡帕的那句“如果你的照片拍的不够好，那表示你离得不够近”其实并不太成立的，因为在当时那个时候，我们或者新闻记者要的必然不是一张好照片，我们想看的也绝对不是一张好照片。
我们想要的是一个现实，是一个记录，是一个身临其境，是一个记住，那在这样的一些动机下，我们到底是离它很远，还是离它很近，这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可能只能跟我们自己有关。
记者的视角↑
针对记者视角，最后想补充的一点，我虽然是学新闻的，但我其实早在本科时就意识到，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把相机举在一位陌生人面前的，更不用说受害者了。很早以前我也扫过街，但是差不多在2011年、12年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就决定，我不再这么干了，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么相对粗暴，或者说相对直接，因为我就只有一名摄影师的权力，不能因为我手里拿着相机，我就有权力怼着你去拍，这就是补充的一个说法。
四川地震废墟里的重复性记忆制造↓
然后这组作品的第三个板块，或者第三个部分叫做“四川地震废墟里的重复性记忆制造”，就是我要说到的下面的这些图像。
这部分也有一个内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转到这个群里面。
https://mp.weixin.qq.com/s/qPPWtZyjGlBS8wvXoIc5nA
这部分就涉及到在地震发生很多年之后被观看的图像，以及被拍成照片的图像。2018年地震遗留到现在的视觉产物，是几片不同状态的废墟，有的是被完全遗弃的县城或者城镇的旧址，地震一两年之后人们就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修建起了新的聚落，比如北川，比如汉旺，有的则是在地震被近乎摧毁的原址上就地重建，比如刚才提到的映秀镇，这些场所现在就变成了地震遗址公园、国家地质研究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它们附近则建立起了一座座地震博物馆等等。
这些地方它们被开放给人们探访或者说回访之后，就渐渐裹上了两种彼此相交融的属性，一个是萦绕着死亡气息的旅游景点，第二个是充斥着生命活力的巨大的墓场，对，就是坟墓的“墓”，这里我用了“探访”和“回访”这两个词，探访对应着是与这个事件无关的外来者，可能是现在很多的游客，回访当然就是与这个地址直接相关的本地人。
这十几年以来，这些探访和回访对应着两类主体和两类视觉体验，探访的主体——游客来到废墟里面，沿着特定的动线走上一遭，或者是乘坐游览车转一圈，然后离开，在这个过程里，他们的眼睛注视和扫视交替进行，伴随着拍照，尝试将自己的新的记忆添加进由过往延续至今的集体记忆里，这些后地震影像由他们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大家在小红书上都可以看到很多，有一些人会去探访这些地震遗址，然后把这些图像发到小红书和其他的社交平台上面去。与之相对的，回访的主体是在地震中失去家人和朋友的亲历者，其中的一部分是被成功救援的幸存者，他们却要在废墟专门的地方去停留，去回忆，去离开，他们基本上不拍照或者不录像，而是以他们自己的眼睛去凝视这片故土上的某一个具体空间，同时习惯性地去实施那些用来确认强化个体记忆的行为，比如说祭拜。大家看到这张图，是北川的小学，前面有一个被后来修成的就是插香烛的地方，它更多的就是给那些有孩子被埋葬在这所学校里面的家长，是他们年复一年回来祭拜孩子的时候去烧香的地方。
这种回访是一个循环，除此之外，这些空间里还有另外两种循环，等会儿我们会说到一个，就是一些地震亲历者，他变成了私人的或者是官方的导游，对一批批新的游客重复着听觉层面内容的输出、视觉层面的观看和拍摄的指导，为那些无关者去释放已经写好的、被导游自己或者被官方认可的、被指定的记忆的碎片，这是将亲历者和这些游客建立起一个短暂关系的具体表现。第二个轮回，也像我们刚才开头说到的，在无人居住的废墟里面，那些不断自我更新，并且逐渐侵占了过往街道、过往建筑和街道空间的那些植被，而它们的自然生长也承载起地震故事口述者口中那些难以避免的生与死的隐喻。
我就从地震的亲历者和游客这两种主体对废墟的观看开始说，这张截图是09年5月12日，在我拍摄视频的那几天，就刚才说到的在北川望乡台上拍在废墟里面移动的那些人的时候，我在望乡台上拍到一名中年男人，他边抽烟边长久地沉默着，注视着自己脚下的废墟。他非常符合刻板印象里一名男性应该有的一个状态，身体健壮，面容刚毅，但是在我长时间地拍他的时候，我还是能够看到他眼睛里被克制住，没有办法涌出来的泪水，他后来意识到我在拍他，然而也没有改变他的沉默状态。
在后来的十几年里，这名男性的形象就一直存在我的脑海里面，成为有时候跟朋友谈到这次四川地震的时候，我经常第一时间想到的一个影像。
顺着他的视线，我们再次回到这张图片，让我把镜头推到画面里面，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接一个细小的人影缓慢地移动在这条路上，非常整齐，非常默契。镜头之外，这些人各自流向自己的亲人或者朋友的埋骨之处，远远看去，幽灵般移动着的这些人，就像被他们寻找的那些人灵魂的镜像一样，或者幻象一样。这些本地人，他们不需要照相工具来辅助或者留存记忆，从比喻层面来看，本来是自然生长更新的城市及其内部人们的自然生长消亡的一个进程，因为地震的破坏而戛然而止。说到这个戛然而止，突然想到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邹璧宇拍摄的《戛然而止的生活》，同样也是在处理这种因为外在巨大的力量而被改变了的人们的生活状态。
这样一种被地震改造之后完全静止的寂静状态，在凝固成被官方认可的纪念碑场所之后，便多了一层同样彻底的永生的光环。对本地人来说，这些城镇废墟被定义成了一张巨大的同时承载着生与死的3D合影纪念照，承载着他们被锚定的记忆，这些比喻类的照片深埋于相册之中，偶尔拿出来看看，这些本地人也是直奔自己想要找的那些人。当然，在这个情况下，从经历亲历者的角度来讲，这些废墟本身已经被照片化了，所以还需要再为这些“照片”去拍照吗？
另外一面，与此次地震无关的旅游者的观看并不适用于作为“照片”的废墟这个逻辑，相反，他们持续生产的关于废墟的照片，即使这些特殊的景点是因天灾而形成，但他们依然被规划成了旅游产业。在这个前提下，景点的悲剧范围的确会一定程度地约束游客的情绪和行为，但无法阻止受过充分旅游行为规训，且逃不开有日常图像捕捉分享惯性的那些人们，时刻把智能手机或者相机拿在手上，与亲历者相似，多数游客同样缓慢地行进在废墟里面，但相比之下多了从容，甚至是闲适。比如我当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面，我甚至看到很多年轻人在里面一边走一边笑，但像这种行为，可能在国内的这些地震废墟里面没有见到过。
这些缺席地震发生时惨烈现场的游客，现在可以安全地进入那些不再危险的空间，离旧日的城市景观、纪念碑、墓园很近地去拍照，他们的安全感源于秩序，源于保护措施和一定程度的日常感。比如废墟里面那些道路被清理的很干净很整洁，没有倒塌的危楼被巨大的金属支架固定着，这些金属支架形成的三角结构甚至可以被过度阐述为三角架的隐喻。从这点出发，似乎可以关联起废墟中的景观和建筑摄影行为，那些废墟里面甚至开起了卖香肠和饮料的小摊，但这里我们就不再具体说了。
大家现在看到这张照片，这是我跟我堂哥一起去的，他在废墟里面拍照，这张照片就是他当时在废墟里面用手机拍的照片。
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就是通过参观、拍摄地震废墟来感受历史，尝试去记住历史，是否不可避免地以把这些废墟奇观化作为代价？在几次回到废墟里面去观看那些游客行为的时候，我认为答案是“否”，不是这样的，因为废墟景点不像其他旅游景点，后者总是为观众设置了必看、必拍的景观，甚至是最佳拍摄点。但是废墟里面的建筑残骸被一视同仁地呈现，甚至或者至少是被无差别按照原来规划的面貌被保留在原地，他们并没有引诱游客，也没有拒绝他们，观看和拍摄的选择权在交给游客的同时，一定程度让他们避免了在其他景观、其他景区，被一定要拍到某个场所的目的性去牵着走的行为模式，从而为对于他们而言新的记忆的输入提供了更加连贯的进程。不过这种降低猎奇度的观看模式主要对于游客自发的游览行为，后面我们会提到一些私人导游对游客的指引，那就是一个全然相反的体验，当然这些拍摄行为并没有完全摆脱成规旅游摄影里对“我来过”的确认，比如说大家会拍摄汉旺镇的钟楼，拍摄映秀镇漩口中学遗址，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那所中学遗址前面的时钟雕塑。这些东西被十几年来的摄影行为塑造为2008年四川地震视觉的一种象征性符号，不断地被后来的游客拍摄到自己的手机相册里，或者说相机储存卡里，进而被发布到社交媒体上面。
说到关于景观的废墟旅游，我在去年比较巧地遇到了成都理工大学旅游学院的一位唐勇教授和他的学生们，他们一直在做关于这个所谓的黑色旅游，就是由天灾所导致的这些废墟，然后被变成旅游景观之后的一些研究，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搜一搜他们的研究成果。我当时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有幸跟他们去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研讨，觉得非常非常受益，这里没法展开讲，但是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或者对于摄影人来说，当我面对一个话题的时候，跟这些直接就在研究这些东西的人去学习，甚至说去多跟他们合作，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刚才发错了一张图，应该是这个，拍摄汉旺的钟楼，以及拍摄映秀镇的这个时钟雕塑。
我们再回到要讲的内容，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些游客对于“我来过”的确认，确认这种到场确认主动将不属于自己的并不愉快的间接回忆收藏下来的行为，对于许多忌讳谈论死亡话题、拒绝接触死亡相关物件及其背后历史的人来说，它并不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从这一点上看，愿意去记录下自己在地震废墟里的在场我觉得已经算是某种程度的进步吧。在地震废墟里拍照的另外一种必要性在于，对大多数普通游客而言，即便是地震废墟具有旅游景点的属性，但它也只适合于单日单次的观看，可能不太会有人为了多次出入而去在周边住宿，也不会说隔一两年就去一次，这种行为跟定期去攀登一座山峰，或者每到冬天就去某个低纬度的沿海城市度假那种候鸟般的旅游行为是不一样的，所以从旅游者的普遍心态来看，如此这般的一生一次的经历，更加需要用摄影来证明，并且在日后提醒自己：我来过。
这种“我来过”，对有些朋友来讲，也可以联想到罗兰·巴特所说的“那个东西只存在”，照片里拍摄的东西曾经存在过，照片里拍摄的我也曾经来过。
“我来过”另一种更加具有说服力的图像证据，是旅游者自己的纪念照。这张拍摄于2009年6月份，同样是在这个雕塑前的照片，照片的提供方是中国的瑞林公司，是我当时在收集关于这次地震的民间图像的时候，我父亲帮我找到的一家公司，他们因为援建，当时拍摄了大量的关于地震后来的这些现场图像。
这张照片里被右侧画框裁切掉画面的留念者，你看他的姿态就是一个在拍摄纪念照的姿态。这让我好奇，在地震废墟里面拍留念照的人们，他们的表情是怎样的？他们会是严肃或者是悲怆的吗？我在中文社交媒体上搜索相关留念照的时候，发现数量并不多。第二个就是拍摄时持有笑容的多半是小孩子，可能不超过十岁，这些可能就是在小红书上去找能找到的一些案例。为了响应我的这个征集，我的一位朋友，她发给了我一张2011年在北川废墟里面的留念照，这也是她第一次前往废墟。在这张照片里大家可以看到，她的状态就是那种跟日常拍摄纪念照差不多的轻松自在的笑容。
我当时反应比较尖锐，也确实当场问了她这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她说这是她当时的一个自然反应，在场其他游客也比较轻松，并不压抑，并不沉重，只是现场会相对安静，至于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点，她说就是因为后面有个山在远处，适合作为照片背景。
2023年2月份，我去北川废墟的时候，也看到了一对中年夫妻在拍纪念照，他们在呈现地震之前北川旧貌的广告牌前面拍照，广告牌后面就是北川的废墟、建筑，他们的表情用摄影专业里经常用到的一个词来讲，就是冷面，无表情摄影deadpan，大家可以放大这张照片去看看他们的表情。
另外一种记忆的投射方式，是不是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附着于游客的脑中，就是那些作为亲历者的导游，他们近距离地跟游客讲述，并且引导游客的目光抵达某个具体的建筑废墟的这样的案例。这些导游有的是由官方招募去引导游客观看的，有的是私下用自己的交通工具拉着游客去另辟蹊径的，这些导游对不同的游客重复着相同的言语和轨迹。比如那位映秀的官方导游，他每次在结束导览后同游客道别时，总会说同样的话：谢谢你们当初帮助过我们。这里的“你们”其实至少有一部分确实与那场地震，与后来的营救和救援无关的游客。
这张照片是我当时跟朋友们去映秀观看的时候拍的，导游最后就跟我们说了这句话。到底是出于礼貌？出于工作要求？还是说出于自发？这些元素可能都有，在那一刻，游客被动地将自己代入为拯救者，在与导游短暂交集的末尾进行了角色扮演，意味着游客由游览式的第三人称突然进入到了第一人称视角，他们注视着眼前的亲历者和背后的废墟，接受谢意，也即将告别。所以在这个氛围里，我们游客就会问自己，我愿意把这些记忆变成自己的吗？我可以成为这些记忆里面的一部分吗？或者说，现在我成为这些记忆还来得及吗？反过来，这些日复一日的记忆述说会对这些讲述者产生消极的影响吗？他们会不断地陷入悲伤的沼泽吗？还是说把它变成了一种敷衍的工作？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他们这种不断的重复，有勇气把这些具有痛苦和感恩的记忆好好地背在身上一辈子，并作为肩负由此而生的记忆的重担，无可取代的这种媒介群体，把只有他们能懂的记忆转化成能够被其他无关者理解的关于爱的信仰，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是官方导游，另外还有一些私人导游，他为了自己的生计，拉着游客去看废墟的这样一群人。比如在23年2月份，我在汉旺废墟里面遇到了一名姓邓的本地人，一位中年男子，他用机动三轮载着我绕着废墟走了一圈，在这个过程里，他用非常具有侵略性，虚实相间的讲述方式，结合三轮车本身的结构，不断地向我模拟地震的体验，比如他会不断摇动三轮车去模拟地震的感觉，最有意思的是因为看我拿了相机，他甚至不断地直接指导我去拍摄地震废墟，会说：哎，你过来，你站在这个地方去拍那个东西，用这个景别拍……如何如何。后来我干脆完全放弃自己拍摄了，不是自己去拍那东西，就按照他的指导拍了一些照片，然后把这些照片做成了一个本地导游的摄影指导手册，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关于这名导游的故事，在刚才发给大家的链接里还有更详细的，在这里我就不说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在于，我们之前在荷兰上学的时候其实也说到过一个理论，就是当你在一个你不熟悉而别人很熟悉的地点去体验、去拍摄、去创作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把自己完全扔给别人，让自己成为他们的一个被指导者。
他会在我拍摄之后，一遍一遍地问我：哎，你拍到没有？是不是按照我说的去拍的？这样就会让我不断地想，会觉得他们就是受害者，因为他跟我说他自己家里当时也是被完全摧毁了，所幸家人都还好，原来拉货的机动三轮也坏了，他后来就重新去买了一辆等等之类的这些细节。
同样在汉旺的废墟里面，当我快要离开的时候，另外一位机动三轮的运营者叫上了我，他说：“哎，你下次再过来时来找我，我带你去拍。”汉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工业厂，叫东方汽轮机厂。他说我带你去拍厂里的那些东西，最后他说了一句“好看的很！”，我当时就有点愣住了，我觉得你用上“好看”这个词？当然不是从道德方面去作判断，就是同样作为一名受害者，当他因为地震失去自己所有的东西之后，他需要去维持他自己的生计，他要去吸引这些游客、这些消费者去挣一些为数不多的钱，那他用这样的一个词，那他的立场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其实也是值得思考的。
刚才说到的邓师傅，就是载我的那位师傅，后来我跟他聊天，他说前几天也有个拿着相机的人过来，像是一名学生，我也告诉他拍了这些，他说他指导了很多人去拍这些照片，所以我当时就想，在这师傅的引导下拍照片，那我拍的照片应该跟之前那些人拍的照片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所以可能有些朋友比较熟悉当代摄影或者摄影师，就会感觉到，这些在邓先生的引导之下，不断地向这些游客去重复相同的记忆，那这些记忆转化出来的一套套图像的作品、图像的模板就特别类型学，就很像是，比如埃里克·凯塞尔斯、约阿希姆·施密特这些人，他常年累月收集下来的具有模板的图像。但这些就没时间展开说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去看看推送里面的内容。
然后再说到这个重复性记忆制造的最后一个话题，我重新回到这个植被和轮回。我在邓师傅指导照片里面拍了很多，发现很多建筑里面都被枯枝，或者被那些很茂盛的亚热带植被遮住了，这个对我来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我每次去都会目睹在那些废墟里面，大大小小的树从冬季的萧瑟里走出来，就跟一开始我说到的“映秀的树又绿了”是一样的。
当时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看巫鸿写的《废墟的故事》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了记忆和中国古代诗歌、绘画里面对枯树的呈现之间的关系，他写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枯树隐含了衰败、死亡和复苏的经验，这些树它当然显示了死亡和萧瑟，但同时也为复苏和青春的重返带来希望，它们远不是一个终结的形象，而是构成了永恒变化里面的链条，所以在映秀漩口中学遗址里面的这棵生命之树，它的一个隐喻才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无法去瞻仰这些牺牲的人，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墓碑和照片，那只有这些树，它们变成了我们直接向逝者注视和敬礼的一个载体。
这是另外一个方向，我们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趋势需要承认，就是从植被跟废墟的关系上面来看，这些动态的逐渐茂密的植被，它对于静止的废墟的吞噬才是非常现实的一个趋势。年复一年，这些植被让地震的痕迹越来越不可见，可能也让记忆和关于人的历史更加触不可及。比如最近一次2023年去汉旺的时候，我尝试靠近一栋十年前我进去过并且拍摄过的一幢居民楼的时候，就发现它的入口已经被植物包裹的严严实实了，我进不去了。所以各位朋友，现在想象你处于一个无人机的视角，你正在慢慢地掠过这个汉旺或者北川的废墟上空，你还能看见些什么呢？
四川地震废墟里的重复性记忆制造↑
保留过去：图像征集↓
下面部分我简单说下，它不是个作品，也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是一个公开征集，是一个open call。因为我不断地想通过我自己的经历、经验和记忆去重构、去抵达汶川地震，那我就会想，有很多在官方语境之外的，很多民间的，是不是他们也有可能有这方面的记录，也有这方面的图像档案?所以我在去年就开始了这个征集，希望当慢慢地收集到更多的资料之后，可以建立一个比如网上的图片库，或者做一些展览，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关于这次地震的一些具体的记忆。
我这边给大家简单放一些，像这张照片，是一名青年摄影创作者吕格尔，大家可能知道他，拍《羌的山》、《禹的水》的作者，这张照片是他父亲当年跟另外一位摄影师交换来的，拍的是在地震发生四分钟后，汶川那个地方灰尘遮天蔽日的一个场景。
这张照片由摄影师王适然提供，他也是一名青年摄影创作者。照片是他父亲拍的。他的父亲当时在都江堰，这是地震发生之后，他回去实时拍摄的一些场景。
包括下面这张照片也是王适然的父亲拍摄的。
这张在夜晚搭起电线的照片来自于绵竹汉旺地震遗址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在很多年里收集了很多很多的图像资料，当时他们给了我很多，这是其中的一张，是老百姓怎么样互帮互助的一个场景。
这张照片很有意思，也是有关于一位争议巨大的人物，就是被很多人称为“范跑跑”的范美忠范老师，他在左二，这图像也是一名叫王一山的创作者，成都的一位摄影师，也是我的朋友，他当时提供给我他与范美忠在地震之前的合影。这张照片也被我用到了当时的毕业论文里面，我当时是在对刚才大家看到的袁文婷老师和这位范美忠老师的行为两者作一个讨论。
这部分最后给大家分享的一张照片，大家看到的是一位失去双手的人，照片可能不太清楚，但我们仔细看可以看到他的脚上面有一台相机，他在用脚操作这个相机去拍照。这张照片是刚才说到的成都理工大学的唐勇老师提供给我的，我觉得太有意义地去阐述了在后来的地震废墟里人们的摄影行为，而且这个摄影行为跟我刚才说的还不一样，这个摄影行为的主体，他兼具了亲历者、受害者和后来的参观者、游客这样多重的身份。这边就不展开说了，但是我觉得对于这张照片的表述，非常值得后面去讨论去研究。
包括这组作品，其实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我这边时间原因就不跟大家具体说了。这边给大家看一看，这组作品是我在荷兰毕业展览的一个空间状态，我当时没有用展墙，就是用前面提到的一名游客的视角，把它非常粗浅地、简单地用泥土、石块去构建出了一个小型的废墟，观看者可以围绕着这个废墟去看这组作品里的不同部分。
以上，第二部分
重点在于，之于灾难，我在哪里？我们可以在哪里？
接下来还有两个比较小的部分，作为这次分享某种程度的一个总结。结合刚才对我这个作品的介绍，所以第三部分我想问的就是：重点在于，之于灾难，我在哪里？我们可以在哪里？其实就是跟《Where Can I Wish You Happy？》中“Where Can I”的这个“我在哪里”、“可以”或者“能”的这样的问题相关。
我前面提到在正式做关于地震这个作品之前的可能将近十年时间里，我面对过几次关于灾难的话题，我把它们转化成了作品。但对于这些作品，其实我自己都是处于一个局外人的状态，是的，我是想针对这些作品讲些什么，但是我没有什么立场，或者没有直接的跟它有关联，那在这个情况下，我应该怎么讲才合适？针对这个灾难，我在哪个位置去讲、去观看、去转化是比较合适的。
这里就跟大家简单地说下两个作品，第一个作品有些朋友可能会知道，就是《从此没人和你说话》，我在2016年做的关于西方恐怖袭击的这样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具体的内容我就不展开阐述了，等会给大家发一下链接，大家可以进去看。这个动机就是我在讲座大纲里面提到过，它是关于巴黎的枪声，2015年我当时在巴黎交流的时候，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在离枪声很近很近的一个街区。当时除了惊恐，除了愤怒、悲伤之外，这起事件促使我非常想要去说些什么，但因为这事件它涉及到两种人，就是西方的白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很多年的冲突，涉及到宗教，涉及到政治，涉及到文化，作为一名在当地的中国人，我其实是没有立场去站队的，虽然我们知道，无论如何通过暴力夺取他人生命都是不好的，都是坏事，但是在这基础上，我其实没有办法去跟双方的人感同身受。
所以后来回来一年之后，2016年我才做了一个作品，从沟通的层面去表达自己对于这些恐怖袭击事件的一些心理、一些想法。在这个逻辑下，我觉得作为一个局外人，我通过沟通障碍，通过直接去讨论这个生与死本身，通过讨论死亡本身去表现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才是一个相对合理的方法。
https://mp.weixin.qq.com/s/j_Cwm1flQReDaKy5VlC4Vw
关于这个作品，这幅图上的细节，以及关于这个作品的一些音频和现场的照片，我也都发到群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二个就是我在2018年做的关于那架消失的飞机，从马来西亚飞到北京的MH370这架飞机的一个作品。我们要探讨的不是这架飞机本身，而是探讨关于某些事情的真相，有时候我们越想要去接近，其实是越难去接近的，这个可能涉及到“后真相”这样一个在传播学上经常被提到的词。我在这个作品里面，通过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板块，围绕这架飞机我们找不到的真相，去做了一些探索或者说做了一些实践，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作品展览时在展场的一些图片，具体大家想了解，我会把链接发上来。
https://mp.weixin.qq.com/s/_VAEQYGsd_VOUfDQRAv1gg
https://mp.weixin.qq.com/s/XIZk--zmikjnAOS23_Ef-w
对于这两个作品的动机，其实就是我自己的背景，都是我的缺席，我虽然缺席了，但是我实在是想要讲一些关于它的事情，那我应该怎么去做？
第二个想要问的就是，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可能本来不知道，或者说跟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记住它们？为什么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去记住它们？
提问：【记住本不知道的事，或者记住似乎与我们无直接关系的事，有必要吗？】或者反过来说：【这些事情是如何塑造我们的？】——后记忆我们的位置？
记住这些事有没有必要，或者当我们没有去亲历这些事情时，我们怎么样去记住这些事情？反过来说，如果刚才说的都成立的话，那这些又是如何去塑造我们自身的？所以这里就涉及到另外一个词，叫做“后记忆”，就是“post memory”。
MARIANNE HIRSCH – FAMILY FRAMES
这是学者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在她的一些著作里提到的或者说总结出来的一种说法，简单讲，就像我刚才说的，当你没有去亲历一件事情，但是你跟这件事情某种程度又有关系的时候，这种我们不断地被间接的一些知识、故事、他人的叙述、图像、声音、视频以及其他档案材料所构建的这些关于事件的记忆，就叫“后记忆”。
这位学者提出这个概念的一个背景是，她是一名犹太人大屠杀亲历者的后代。当然她出生于大屠杀之后，但是她童年、青年整个的成长过程，都是被她的亲人和朋友不断地输入关于大屠杀的记忆所塑造，所以她就写了本书去探讨这个记忆。
这本书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找一找，没有中文版，大家可以去她自己的网站，直接在网上搜“post memory”，就会出现这名作者她自己做的一个网站，关于后记忆的阐释的链接。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一方面在尝试着回答，我们作为缺席者，为什么要去记住一些东西？另外一方面也向大家分享了，我们通过制造、通过拍摄、通过观看他人的这些图像，通过这些围绕着拍摄，围绕着视觉照片的这些各种行为，我们怎么样通过它们去建立起对灾难的一些关联。最后的最后有一个小的尾声，想跟大家在不太一样的一个层面去分享，那就是关于AI。
https://mp.weixin.qq.com/s/ZRLJvTb83QPanFunguqKLQ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去看关于最后部分的一个内容，这个部分也是我当时毕业论文里的最后的尾声。
在准备这个作品，准备毕业论文时，2022年的夏天，大家知道，重庆发生了一场很猛的山火，在山路崎岖，灭火和救援条件非常严苛的情况下，很多摩托车骑手有组织地不断将救援物资送上山，这也成为了当时社交媒体上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然后这个焦点就变成了字面意义上的一个新的景观，有人就通过AI合成了摩托车骑手参与救火的照片，尽管这些创作者已经声明这图片是借助技术手段来绘制的。但这些图片在网上被其他个体和大众媒体，包括官方媒体当成或者作为新闻图像大规模转载时，有的时候就略去了这个声明，然后有些受众他也没有意识到这些所谓的“新闻图像”，在制作层面它其实是不真实的。
我们这里没有必要去猜测原创作者的动机，关键在于传播层面的效果，就是AI生成的这些图像被大规模传播，某种程度其实是将浪漫化的灾难推向了广大的受众，一定程度上抹去了灾难的真实危险性和面对灾难时各种主体的具体情况，使灾难某种程度的更加不可见。这种不自觉的置换，让我甚至是有点怀念刚才说到的2008年新闻记者们拍摄的那些救援照片。
所以关于灾难，我们似乎从难以抵达图像的阶段，进入到了被那些假在场的图像模糊双眼，并且接受它们制造的幻象的新的阶段，这些幻象意味着基于视觉真实性的记忆可能就从根本上被屏蔽了，这些AI让无关者变得更加无关。但是AI仿制图像爆炸式的兴盛的危机也可能是个机遇，它提醒或者迫使我们重新意识并且强调摄影行为的在场性，我觉得这点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AI仿制摄影图像的爆炸式兴盛这一“危机”其实是个机遇，它提醒或者迫使我们重新意识到并强调摄影行为的在场性。
这些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就算再类似于灾难现场，做的再真实，但它们不出自于那里，它们并不出自于罗伯特·卡帕手里的相机。关键不在于它们不是照片，而是从这些图像背后，我们看不到目击者，看不到受难者，看不到救援者，看不到摄影师的在场。所以作为结果的AI图像，它永远无法替代作为信息中介的摄影的“再现”和“索引”的功能，这两种功能也是所谓的符号学里对图像定义的几种性质之一，“再现”和“索引”功能，或者说“证据”功能，AI图像无法提供摄影行为发生前后和过程中主体的遭遇和体验。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继续做的就是拿起相机、拿起手机，重新走进现场，哪怕是后来，哪怕是发生事件之后的现场，或者打开存放着相关照片的硬盘和相册，尝试着重新去制造基于这些摄影，关于这些摄影的遭遇，即便我们没法在灾难发生那一刻在场，但是摄影和它的成果为我们打开了与灾难以及涉及相关人员沟通的一扇门，与那边的他们建立起新的记忆连接，同时也是跟作为缺席者和无关者的我们自己展开对话，试着以此从局外人变成相关的人。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这张照片，2023年2月份，我和几位朋友去映秀的这个遗址之前，我的朋友们长久地驻足沉默，偶尔拿出相机拍摄。那时我想，当他们有机会进入北川，进入汉旺这些更大更完整的废墟，会有怎样的反应？他们会记住些什么？然后我向他们发出未来一起同行去那些地方的邀请，但其中一位朋友说他有点不敢去，说怕哭出来。那在这样的场景下，我还会继续坚持邀请吗？我自己也不知道。
当我们重新摆出苏珊·桑塔格那句著名的论断，她说在20世纪中后期，当我们看了太多太多苦难的照片而感到麻木的时候，那现在的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觉得现在我们看的太少了，我们现在的麻木，我们现在的与己无关，确实是因为我们能够直接看到的这些图像太少了。
像刚才说的这些灾难的图像，关于灾难的摄影行为，它是证据，它是索引，它向我们强调抵达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总是把自己视为旁观者，我们总是可以做点什么的。
最后的最后，想以这张照片作为结束。这张照片同样是汉旺地震遗址博物馆的朋友发给我的，拍摄的是被埋在废墟下面的一位青年，他跟他妈妈说：妈妈，我会坚持下去的。这样的一张照片，他看着他妈妈，我们看着照片里的人。就很简单的一张照片，其实可以激发起我们刚才说到的很多很多的反馈，我们可以通过照片去抵达那段记忆，或者对我来说，某种程度的去补完那段缺失的记忆，即便是这个记忆它永远没有办法去补充完整。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抽时间听这些内容，谢谢主办方，谢谢令胡兄，谢谢！
如果哪位朋友留有相关的图像资料和故事，也欢迎跟我分享，不胜感谢！！
https://mp.weixin.qq.com/s/A0GpKIwVucnoAekD1Zw__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