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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隔壁班-- 周国献在线分享会声音版
语音整理：玫瑰之上
文字整理：王文戈
大家好，感谢令胡歌老师的邀请，也感谢今天前来听分享的老师和朋友们。蚂蚁隔壁班有15个微信群，七八千人，里面藏龙卧虎，在这里做分享，诚惶诚恐。
第一次在微信群用微信语音的方式进行分享，感觉还是有点不太适应，加上我是福建人，口音比较重，如有听不清楚的地方，请多包涵，分享会后，还可以跟我私聊交流，谢谢大家。
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立足本土的影像实践》。写这个标题有两个用意，一是我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在湖北，特别是在武汉拍摄的，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回福建厦门老家时，也主要拍我出生的古村，或者跟老家记忆有关的。二是希望通过我这个分享，能够对一些摄影爱好者有所启发。我们不用到新疆、西藏，也不用跑川西、云贵，就立足自己的生活圈，只要肯下工夫，一样可以拍到不错的作品。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60年代生人，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摄影，并尝试纪实摄影创作。2000年左右，我开始用单位的数码相机拍照，当时是140万像素。2003年我买了第一台普通数码相机富士S602，300万像素，开始用数码相机街拍武汉。我是比较彻底拥抱数码摄影的，2003年以后基本上都是用数码相机拍照了。2006年买了第一台数码单反尼康D200。2008年开始有计划的进行专题摄影项目的创作。2014年以来，逐步从传统纪实转向新纪实。
2011年9月到平遥摄影节参加一个摄影大赛的获奖作品群展，萌发了到摄影节举办个展的想法，当年就成功申请到11月份举办的丽水摄影节。展出的作品就是拍摄三年的汉正街扁担。
2011年以来，几乎每年都有举办摄影个展，在各个摄影节或武汉本地。其中只有三年中断，一是2018年，我想休息一下；还有就是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和2022年。
借这次分享会之机，我对80年代以来我的摄影历程进行了简单的梳理。我把我的摄影项目归类为都市影像、汉江影像、工业遗产影像、特别档案、乡村影像和特殊群体影像等几个类别。有些项目已经做过展览或出过作品集。我把这份摄影项目一览表发在群里，有兴趣的回头可以看一下，我不再赘述。
今天分享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传统纪实摄影实践；二、新纪实摄影探索。总共会介绍十个案例，因时间所限，有些案例只会简单提一下。
今年国内出了两本纪实摄影方面的书，非常难得，一本是孙京涛老师的《纪实摄影：方法与探索》，另一本是朱炯教授的《纪实摄影》。我今天分享的内容都跟纪实摄影有关。上个周日晚上，北京电影学院朱炯教授刚给大家做了《纪实摄影实践与研究的并行学习》的分享，我今天的分享算是纪实摄影的案例呈现吧。
我从80年代开始接触摄影，并尝试纪实摄影创作，但当时的经济条件不足以支撑我的摄影创作，我的相机、我的胶卷基本上都是用来给家人拍照。我先发几张80年代的胶片作品给大家看一下。拍摄的是我大哥的两个儿子和二哥的一个儿子。
上面四幅作品是80年代用胶片机拍摄的，当时可能胶卷冲洗的不好，底片扫描质量欠佳，其中第三幅我做了修复，看上去好一些。
下面介绍我在武汉拍摄的几个纪实摄影专题。在老家拍摄的作品尚未整理。
2003年我买了第一台数码相机后开始街拍武汉，但当时还没有摄影项目的概念，拍的比较随意。2008年下半年，我决心认真做点摄影项目，于是我着手项目调研，并最终确立了号称“天下第一街”，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风向标的汉正街，作为主打摄影项目，并从2009年元旦起，开始实施对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和汉正街的老街老巷的拍摄，至今已持续拍摄了15年。
由此开始，我开启了一系列的专题摄影项目。
今天分享的第一个案例是《汉正街》专题摄影项目。
上图标注汉正街项目总共拍摄了56000多张，这个不是估算的，这是我的第一个摄影项目，特别认真，每次拍摄回家会把跟汉正街有关的照片重新编号，目前编号编到56000多，后来有时会忘记重新编号，所以实际拍摄数量只会比这个数字更大。
关于题材的选择，当年主要是考虑到如下几个方面：一、与普通老百姓有关；二、方便长期拍摄；三、可以深入拍摄。汉正街离我家骑自行车只要十几分钟，每个周末都可以去，方便长期拍摄。汉正街这个题材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具有深度拍摄的可能性。因此，汉正街很自然地成为我的第一个摄影选题。
汉正街项目是一个大的项目，我又把它分解为几个小的子项目，这些子项目有些已经做了展览，出了画册，有些还没有。
上面是清光绪二年（1876年）的湖北武汉全图，中间宽阔的水面是长江，与长江交汇的是汉江，汉江下方就是当年的汉正街片区，最早汉口就这么大。所以，汉正街也被誉为汉口城市之根。
明末清初诗人吴淇有一首描写汉正街的著名诗句，其中两句“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经常被用来描述汉正街当年的盛况。不管是清光绪二年的汉正街地图，还是明末清初的诗作，感觉都有点夸张。但当我看到下面这张历史照片时，我信服了。
有图有真相，据粗略统计，清朝初期，汉江两岸汉正街一带泊船量常年达到2.4万至2.5万艘次之多，确实非常繁华。
确定了汉正街这个选题，但我发现走进汉正街很容易迷失自己。在拍摄汉正街之前，我已经有拍摄武汉老街老巷的好几年经验了，但当我走进汉正街实施项目拍摄时，还是感到有点茫然无措，可以拍的内容太多，有商家，有打货的，有物流，还有武汉普通市民逛街的等等，若没有抓住一个重点，估计会拍成一堆大杂烩。从哪里切入呢？
汉正街片区内大街小巷曾多达300多条，狭窄的通道，密如蜘蛛网的街巷，使得当地俗称扁担（重庆、成都称为棒棒）的搬运工行业，延续了几百年。
经过网上调研及2009年元旦三天的试拍，我决定先从扁担这个群体入手，实施汉正街项目的拍摄。但是扁担们的自尊心很强，要融入他们的生活，否则很难被接纳。如何融入扁担的生活呢？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跟扁担们交朋友。
我和湖北随州及河南信阳的很多扁担成了好朋友，有好几年都到扁担家过年，扁担子女结婚我也去祝贺，我还去跟拍他们乔迁新居及年后返回武汉的情况。
经过三年的拍摄，我的摄影作品《汉正街扁担》第一次在丽水摄影节成功展出，并获得了认可。这是我的第一个摄影个展，我是自由投稿人，没有策展人，著名视觉评论家巩志明老师为我撰写了序言。
丽水摄影节期间，丽水电视台推出了一个专栏，名字叫做【2011中国丽水摄影文化节：摄影家们的“创作传奇”】，五天的摄影节，每天一期，前四期每期采访一个摄影师，我是第四期，第五期采访的是几个策展人。
11月10日，当地的《处州晚报》第4版用半个版的篇幅对我进行了专题报道，题目叫做《周国献：一条扁担拍了三年》。遗憾的是，今年《处州晚报》已经停刊了。
2013年平遥摄影节，独立策展人周一渤老师为我策展，展览名称叫做《扁担：汉正街的传奇》，这个展览获得当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优秀摄影师奖。
今天分享会我发的图片大多有图注，方便大家过后查看，一般我就不具体讲每一幅作品了。
汉正街的扁担大多从做流动扁担开始，零星接点活干，收入不太稳定。后来有些扁担加入物流公司，则以扛包为主，一般要扛一二百斤的货包，也有三四百斤的货包，那只能从楼梯滚下来，或者借助机械。从楼上搞一个大包下来，大约只挣十块钱。
刚开始，物流公司把汉江中废弃的大船当作仓库，并直接在沿河大道上装卸货物。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2009年年底，当年11月份的一场大雪，把汉正街及周边片区都变成了停车场，汉正街及周边交通完全瘫痪，公交绕道走，物流的车辆和私家车全部熄火，晴川桥也成了停车场。于是，武汉市痛下决心，对汉正街交通进行整治，取缔了汉正街的客运站，并禁止一切货车通行。
上图是扁担们住的一个地方，俗称扁担房，大约12平方米，摆了三张高低床，有六个床铺，最多可以睡12个人。刚开始一个晚上只要两三块钱，后来涨到三四块钱。
当时我是跟着湖北孝感的扁担李瑞启（中间那个人）去的。这间扁担房的房间很暗，我的相机是佳能5D2，我先用最高感光度一万两千八自拍了这一张，刚开始支三脚架，准备用三脚架拍摄时，正在厨房炒菜的房东听到外面有动静，出来看到我拿个相机，立马把我赶走了。
这幅作品虽然因为过高的感光度噪点大了点，但还是一幅不错的作品。扁担房里用铁笼关着一只兔子，正注视着李瑞启，有点惺惺相惜的意味。房间的那一头，有个扁担正在洗脸准备睡觉了。
我拍过好几个不同的扁担房，其中有一次相机差点被房东砸了，最后还是扁担们为我求情才放过我。
最后这一幅作品反映的是湖北随州扁担陈应发。2013年1月19日，年仅44岁的随州扁担陈应发因扛包时突发脑溢血，医治无效去世，留下三个女儿，20多天的抢救共花费十多万元。我估算了一下，他在医院抢救花费的钱，相当于他在汉正街做扁担的所有纯收入。他在武汉和随州两地的银行存款都是我疏通关系帮他女儿取出来的，因为他昏迷了，家人不知道密码，按规定是不能支取的。银行存款总共就几万块钱，加上他在镇里买的房子，刚付了8万元首付款，加起来就是十几万元。陈应发去世后，他的保险理赔款也是我以记者名义督促催办才顺利拿到的。
汉正街这个专题的拍摄受到了萨尔加多的影响。当年我专门让我女儿在美国买了萨尔加多的《劳动者》原版画册寄回来。项目拍摄时特别注重真实场景再现，绝不干预拍摄对象，所有照片都是抓拍的，而且几乎不用相机的连拍功能。
2013年9月平遥摄影节，原网易看客主编翁倩老师来看我的展览，她把我的汉正街扁担作品发布在网易看客第277期上，引发热烈讨论。从上面这个截屏可以看到，参与评论互动的有33905人。
当年九月份发布在网易看客的汉正街扁担多幅作品被两个新浪微博大V盗用成热门微博。新浪微博大V博主叫作“班主任的课”盗用我的两幅汉正街扁担作品，加上一句话“你的父母仍在为你打拼，这就是你今天要坚强奋进的理由”，点击率上百万，窜上热搜，经交涉后删除。
从平遥回来后，当年12月由本地著名策展人黄一璜老师策展，我在武汉博物馆做了一个名为《走进汉正街——周国献汉正街纪实摄影作品展》的个展。原打算展览到2月15号结束，最后多展了一个月。
武汉博物馆的展厅包括三四个区域，第一个展厅呈现的是13个扁担扛包的抓拍肖像，因为排版不方便，群里发的图片只有12个扁担。当年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正在上映，我开玩笑说，张艺谋有金陵十三钗，我有汉正街13个扁担。
2013年12月《走进汉正街——周国献汉正街纪实摄影作品展》在武汉博物馆展出后，开年扁担们刚回到武汉时相对不太忙，我就邀请了三户扁担到武汉博物馆看展览，当他们看到自己的照片挂在博物馆时，都很骄傲。右边是方先国夫妇；左边是于正宏夫妇，我叫他光头，他叫我眼镜；中间是王世平和旺旺母子两个。这张照片是原武汉电视台江远新老师帮我拍的。
2015年1月，我在武汉本地的第二个摄影个展在卓尔美术馆举行，名称叫做《浮生四记——周国献纪实摄影作品展》，包括四组作品：汉正街扁担、江城水上人家、吉庆街卖唱艺人和百年老里分咸安坊。还召开了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发言实录我发网上了，上面的图片中有网址，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这个展览是由著名摄影评论家丁遵新老师策展并担任学术主持，这也是丁老师第一次担任策展人。
2009年至今，我一直围绕着专题在创作，不再泛泛拍摄，也不追逐热点，心中只有专题。刚开始就汉正街一个专题，后来几个专题同时拍摄。
比如，2016年4月10日，武汉举行首届马拉松比赛，盛况空前，众多摄影师跑去拍摄马拉松比赛现场。我不跟风，我爬到汉正街的一栋高楼上，拍摄汉正街与马拉松的关系。当年马拉松赛道经过美丽的晴川桥，但晴川桥旁边是汉正街东片，拆迁已进入尾声，一片狼藉，马拉松主办方就在拆迁空地上盖了一层遮羞布。
再比如，武汉疫情期间，我没有直接去拍摄疫情，我首先关心的是汉正街怎么了。2020年2月，我协助雅昌集团组织了武汉几个摄影人参与雅昌“战疫画册”公益项目，我的摄影作品集《汉正街期待“重启”》，2020年4月作为雅昌文化集团《100位摄影人镜头中的抗疫故事》之一，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今天分享的第二个案例是《江城水上人家》专题摄影项目。
关于这个选题，当年其实是有一个更加宏大的目标的，那就是拍摄汉江流域的人文纪实作品，特别是靠汉江为生和生活在汉江上的人。为此，我通过谷歌地球查阅了所有在汉江上停泊船只较多的各个地市州，并前往襄阳、十堰、孝感、潜江、仙桃等地考察并拍摄了一些照片。但我毕竟是上班族，每周最多只有周末两天时间可以拍摄，除了汉江这个题材，还有更重要的汉正街项目，因此，最后只能面对现实，决定汉江的项目先拍武汉这一段，最后2014年在平遥展出时起名《江城水上人家》，其中江城是武汉的俗称。
2014年9月的平遥摄影节个展是著名视觉评论家、策展人巩志明老师为我策展的。我的展厅在棉织厂，当天下雨，展厅漏水，地上有积水，那场景倒是很契合我的作品。
值得提一下的是，上面第三幅作品入选了2019年大型史诗性画册《中国》，并参加了2019年10月北京国际摄影周崔波老师策展的《70X70的中国图像史——从七十位艺术家看1949年以来的中国摄影艺术》群展。
其实当年也有很多人看到了水上人家这个群体，但因为这些船家担心这个脏乱差的地方被曝光，政府部门会取缔他们，因此对前来拍照的摄影师特别警惕，看到有人拍照就驱赶。
我还是延续原来的做法，先交朋友再拍照，最后得到他们的默认许可，我随时去拍，他们不再敌视我，有几家还成了好朋友。
《江城水上人家》的拍摄手法受到了陆元敏《苏州河》作品的影响，我在网上淘了几本不同版本的《苏州河》画册回来学习。
2016年，武汉市沿江港口岸线资源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全面启动，汉江晴川桥至永丰桥15.4公里范围内的水上人家，全部弃船上岸，我拍摄的汉江水上人家成为汉江这个水上部落的最后影像。
今天分享的第三个案例是《吉庆街卖唱艺人》专题摄影项目。
这是《浮生四记》个展中的一组作品。因为时间有限，吉庆街我只分享几幅作品，上面有图注，我不再详细讲解。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看看。
上面第三图的艺人“老通城”来自河南，12岁进入专业艺术院团，因为颈椎有病，1989年从剧院的大舞台转到吉庆街卖艺。“老通城”直言：“刚开始真拉不下面子，怎么想怎么难受，硬着头皮演了几次后就放开了，只要有人喜欢，哪里都是舞台。”
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在河南老家养病的“老通城”还给我发来祝福武汉的视频，看上去精神状态不错。遗憾的是，7月30号就病逝了，享年56岁。
上面第四幅作品2021年以《武汉吉庆街大排档的卖唱艺人》为名，入选“中国经典影像典藏计划（壬寅版）”。
吉庆街的食客分好几种，有的慕名前来，点名道姓要某位天王出场，欣赏之余还与艺人合影，甚至结为朋友；有的表现欲望极强，与艺人合唱，与艺人交流演奏技术，甚至为艺人伴舞；有的却是持着暴发户心态，在吉庆街享受被人伺候的满足感，或大把花钱炫富，或以鄙夷的心态赏钱，或享受女艺人的捏肩、捶背、扇扇子等额外服务，甚至强迫艺人喝酒，对女艺人动手动脚……
这就是吉庆街，一个无拘无束、没有任何身份包袱的地方，一个释放人性、袒露欲望、尽情放纵的地方。
下面分享第二板块内容，新纪实摄影探索。今天我会分享几个我把它叫做新纪实摄影的案例。有些人可能不同意我的关于新纪实的说法，我想这其实不重要，这只是我自己用于区分我2014年之前和之后对摄影探索的两个阶段，可能对其他人并没有指导意义。特别是关于新纪实，本来就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我也没有企图要对他进行一个框定，但我希望通过我的探索和实践，丰富新纪实摄影的表达。
新纪实摄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开始兴起的。20世纪50年代罗伯特·弗兰克拍摄的《美国人》第一版1958年在法国出版，1959年《美国人》英文版在美国出版，他倡导的“非决定性时刻”改变了现代摄影的走向，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视觉艺术家。
台湾学者郭力昕认为，1967年由约翰·萨考斯基策划的《新纪实》摄影展标志着新纪实摄影的兴起。但是关于新纪实至今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
其实在国内，关于“纪实摄影”这个词的翻译也是有很多争议的。有人认为Documentary Photography应该翻译作“文献摄影”，那么，MoMA摄影部主任萨考斯基当年策划的New Documents是不是也应翻译作“新文献”呢？我想还是搁置争议吧，今天的分享我还是沿用约定俗成的叫法。
虽然关于新纪实摄影还没有准确的定义，但可以明确的是，新纪实摄影与传统纪实摄影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把它归结为如下五条：
1.拒绝崇高，力争以自己的视角观看事物；
2.不再充当教化的工具，更多地融入对现实社会的主观感受；
3.不再有道德制高点，不再有明确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倾向于冷眼旁观，影像可能具有多义性或充满隐喻；
4.不想拯救世界，只想认识这个世界；
5.不试图改变社会，但可能达成对自己的救赎、治愈或和解。
2014年上半年以来，我开始新纪实摄影的探索，至今已持续了十年：
1.从关注底层（汉正街“扁担”，江城水上人家等）转向关注社会（旧城改造，工业遗产保护，部队停止有偿服务等）；
2.从关注人（农民工，吉庆街卖唱艺人等）转向关注城市景观（街头巷尾的安全套自动售卖机，城市废墟与废弃空间等）；
3.从重点拍摄事件发生时的瞬间（如汉正街“扁担”挑担扛包的瞬间，草根艺人的表演瞬间等），转向拍摄事件发生后的空间（如部队停止有偿服务后关门大吉的商业门面，废弃的娱乐场所等）；
4.从聚焦私密空间（汉正街原住民家庭环境肖像等）转向聚焦曾经的公共空间（废弃的大厂房，封舱之后的武汉方舱等）。
关于我的新纪实摄影探索，很多人也有不同看法，总觉得还是以前的传统纪实好。比如我的中学老校长，我给他寄过几本摄影作品集，刚开始都非常喜欢，后来他说看不懂我的作品了。
其实我就是不愿意死守着传统纪实。盖瑞·温诺格兰德（Garry Winogrand）说，“我拍照是为了看看那些东西变成照片是什么样”。同样的，我想要看看用不同的手法还可以怎样表达，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还可以达到什么不同的效果。所以2014年以来，我一直在探索，一直在路上。
我的新纪实探索很多是以类型学摄影的面目出现的。十几年前，我在北京三影堂看到莫毅老师的几本手工摄影书，其中包括2001年至2004年拍摄的《我居住地的风景》类型学摄影作品，非常喜欢，从此就迷上了类型学摄影。
类型学摄影是由以贝歇夫妇（Bernd & Hilla Becher）为代表的德国杜塞尔多夫摄影学派发扬光大的。德国的类型学摄影经典作品包括：贝歇夫妇之前的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时代的面孔》、贝歇夫妇的《无名雕塑：工业建筑的类型》、托马斯·鲁夫（Thomas Ruff）的《肖像》系列、坎迪达·赫弗（Candida Höfer）《图书馆》系列等。
贝歇夫妇的类型学作品不是以单张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阵列式的整体面目出现的，通过影像的重复达到一种强调和震撼的效果。
类型学摄影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
1.相似物体的相似形象，比如贝歇夫妇的《水塔》，邵逸农、幕辰的《大礼堂》；
2.不同物体的相似形象，比如渠岩的《空间三部曲：权利空间、信仰空间、生命空间》；
3.同一物体的不同形象，比如张洹的《家谱》，吕延川的《华不注》。
上面我把许多著名摄影家的作品归类为类型学摄影，很可能他们本人并不这样认为，这没有关系，这只是我个人的视角，并不影响原作本身的艺术魅力和艺术价值。就像卡蒂埃-布列松的摄影作品，中国摄影师大多把它视为纪实摄影，但卡蒂埃-布列松说他的作品不是纪实摄影。另一个例子是著名摄影艺术家王庆松的作品，国内摄影人一般会把他的作品归类为观念摄影，但是王庆松老师认为，他是在用纪实摄影浓缩中国土地上的鲜活历史。
新纪实的第一个案例是《自动售套机》专题摄影项目。这是我的第一个类型学摄影个展。
2001年底，为加强计划生育和“防艾”宣传，武汉市曾一次性在全市公共区域投放了2000台售套机，2005年又补装了200台，总共2200台。
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刚出现在全国大中小城市的街头时，显得那样的超前，那样的另类，那样的吸引眼球。安全套自动售货机曾是预防艾滋病的措施之一，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历史性举措，是性教育的无声启蒙者，是社会开放的风向标。它体现了观念的转变，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体现了现代文明城市的风尚。如今的社会，人们已经不再避讳性的话题，自动售套机却备受冷漠，孤独地伫立在街头巷尾，乏人问津。
马来西亚摄影家郑永仁说过，“要在拍摄个体故事的时候，创造一个更广泛的语境，去讨论更广的议题。”2015年丽水摄影节林路老师为我策展的《自动售套机》个展，其实就是试图从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切入，探讨计划生育和两性话题。
2015年丽水摄影节布展时，我在附近药店购买了几盒安全套，在展览现场布置了一个“防艾”标志，展览第二天还在。
到展览第三天，发现安全套大部分被人取走了。
需要提一下的是，自动售套机这个专题的拍摄受到了莫毅《我居住地的风景》作品的影响。莫毅老师的《我居住地的风景》作品，包括很多的子系列，如单元门、窗户、空调机、黑板报、自行车坐垫，还有著名的晒被子等等，都是类型学作品。
安全套自动售货机不仅在见证着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在见证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比如上面的“讲文明树新风”，“同心共筑中国梦”等标语，还有倒数第二幅的胡时代的“八荣八耻”。但是当年我拍摄这个题材时，我所在的城市主管部门是持反对态度的，所以当年我在丽水摄影节的个展画册里每一幅作品下面的图注不是地名，而是经纬度信息，这是一种委婉的策略。刚开始我的相机没有GPS功能，我特地买了一个GPS外挂模块，后来的相机有了GPS功能就简单多了。
新纪实的第二个案例是《汉正街相册》。因为时间关系，这个作品今天就不讲了，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微信公众号或者今日头条的推文。
这是一组向姜健老师致敬的环境肖像作品。我拍摄的汉正街东片是武汉市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宝庆码头的后裔的聚集区，我在这一带拍了好多年，原来都是抓拍的街景，最后还是觉得采用环境肖像来表达是最合适的。这组作品和其他街拍作品一起构成了宝庆码头后裔的最完整的影像记录。
前面好几个专题的拍摄都受到了前辈的影响，我都作了说明，对此我一点也不难为情。艺术创作是有传承的，但中国的摄影人往往不愿意承认。
新纪实的第三个案例是《大武汉》专题摄影项目。
从大武汉这个项目入手，2014年上半年以来，我持续拍摄了整整十年的工业遗产。这期间，我整理3000多家工业工厂资料，探访其中1000多家，实时拍摄500多家工业遗产，涵盖湖北省和武汉市及各个地市州。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精力拍摄湖北老工业？首先，湖北是中国工业的发源地之一。1889年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实行了近20年的湖北新政；1889年上奏朝廷，建议修筑卢汉铁路，也就是后来的京广铁路；1890年筹建汉阳铁厂，创办湖北纺织官局；1892年，开始兴建湖北枪炮厂，也就是后来的汉阳兵工厂。从此“大武汉”、“大汉口”享誉世界，“汉阳造”驰名中国。一五期间国家工业布局对武汉也是特别青睐，武钢、武重、武锅、国棉一厂……，武汉是新中国的重要工业城市，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湖北工业遗产岌岌可危。2012年，百年历史的既济电厂被拆，当时的唐市长连叹“好可惜”。2012年，武汉市公布第一批工业遗产保护名录。但是随后的几年，更多重要的工业遗产被拆除，包括工业遗产保护名录中的江岸车辆厂、武汉国棉一厂、武汉重型机床厂等。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做工业遗产摄影项目。
2020年7月29日人民摄影报第5版刊载石双凤的文章“中国工业摄影的沉睡与觉醒”。石双凤指出：所谓的工业摄影，亦不过是将厂房工人变成了美丽的风光式记录，而真正关于工业、关于工业与社会、关于工业与人等值得记录的“无数的表象与隐秘”，却通通消散于无形。这句话一针见血。
早在2012年，我就意识到有关方面只愿意展示美好的一面，众多摄影师也只热衷于拍摄美丽的照片，比如晚霞中的老厂房，老厂房中的美丽光影，或者老厂房中的美女肖像等等，一般市民也仅仅止步于欣赏，而看不到工业遗产保护的严峻形势，更谈不上行动。
于是，在2014年年初，我开启了一个新的摄影项目，题目就叫做《大武汉》，用宽幅的接片拍摄拆迁后的老厂废墟，试图用大尺幅的作品来衬托工业遗址的苍凉和“大武汉”的悲壮。这个作品2017年由著名视觉评论家巩志明老师策展，在大理国际影会展出。
这两幅作品跟张之洞有关，第一幅拍摄的是拆迁后的武汉国棉一厂废墟，远处是武汉市第二印染厂的厂房，而国棉一厂是在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遗址上兴建的。第二幅拍摄的是张之洞创办的汉阳火药厂旧址，远处是汉阳钢铁厂老厂房。
汉阳钢铁厂是50年代兴建的，不是张之洞的汉阳铁厂。2001年在汉阳钢铁厂的厂区兴建“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2002年开馆，2003年“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为了宣传张之洞，在汉阳钢铁厂门口竖了两个牌坊，一个是汉阳铁厂，一个是汉阳兵工厂。很多人误以为这一片老厂房就是汉阳铁厂老厂房。其实，汉阳铁厂和汉阳兵工厂旧址都在龟山脚下，不在这里。
上面两幅作品原来都是荣氏家族的产业，分别是汉口福新第五面粉厂和汉口申新第四纺纱厂，解放后实行公私合营，分别改为武汉市第一面粉厂和武汉国棉三厂。
上面第三幅武汉黄鹤楼酒厂拍摄于2014年，当年厂区有一座黄鹤楼的缩微景观，如今这里已变成住宅小区。
以上作品都是数码相机拍摄的，一般是十几张拼起来的。这组作品2017年获得第六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提名奖。
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各种摄影比赛都有规定，纪实类或纪录类作品是不允许合成的，但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一条，他的申请细则是比较宽泛的。我认为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更加包容，这也是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受到众多摄影人推崇的原因之一。
比如我的这组作品，我认为归入纪实摄影是合适的，但若参加国展等比赛，只能投艺术类或创意类。国内主流摄影界往往条条框框太多，比如90年代姜健老师拍摄的《主人》作品，搞纪实摄影的人认为这个作品全是摆拍的，不是纪实摄影，搞艺术摄影的人认为这个不够艺术。现在回过头来看，姜健老师的这组《主人》作品是国内最经典的、最能体现那个时代的纪实摄影作品之一。
新纪实的第四个案例是《远去的轰鸣声》专题摄影项目。
2017年8月《大武汉》作品在大理国际影会展出后，我觉得光拍废墟还不够。于是，又开始对全省现存的工业遗产进行了抢救性的拍摄。截至目前，共拍摄了全省500多家老厂，其中武汉300多家。
曾几何时，庞大的厂房和高大的烟囱成为一个城市炫耀的资本，让人对未来充满憧憬。似乎厂房和烟囱的多少、大小和高度与文明程度成正比。他们盘踞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就像一个个向大自然宣战的据点、大本营。但是，当自然资源逐渐被蚕食殆尽，这些大本营也逐渐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随着能源匮乏、环境恶化的加剧和环保意识的觉醒，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成为共识。如今，这些钢筋水泥构筑的庞然大物突兀的伫立在那里。
曾经是共和国骄傲的厂房，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乏人问津；曾经人声鼎沸的工作场所，如今沦为一片死寂；曾经引为自豪的产业工人，后来成为社会的负担。随着资本的背弃，曾经如火如荼的生产秩序、生机勃勃的生活气息和同心同德的职工文化，在很短的时间内纷纷瓦解。曾经理所当然的共同价值观和理想，以及兄弟姐妹般的友情，也随着烟消云散。这里是战场，但硝烟已经散尽，这里曾是家园，但温馨已然不在。改天换地的盛大演出已经结束，演员已经离场，帷幕已经落下，但道具却遗留在舞台上。
下面我介绍一下《远去的轰鸣声》这个项目是怎么实施的。其实前面介绍的《大武汉》项目也是这样做的。
一是通过收集和查阅各类志书、老地图、老照片、网站、网上三维地图、卫星地图以及手机导航和现场查看，找到各个老厂或其遗址。我购买的各类志书包括湖北省志、武汉市志、武汉市各区志，还有各地市州志等等，装了好几个书柜。
二是制作并不断更新武汉市工业遗产保护情况一览表和湖北省工业遗产保护情况一览表。其中整理武汉市1500多家工厂资料，探访其中600多家，拍摄300多家；整理各地市1500多家工厂资料，探访其中400多家，拍摄200多家。
三是通过今日头条号“黑镜头”发布老厂系列，与老厂干部职工建立沟通渠道，寻找进一步拍摄的线索。其中在今日头条已经发布了大武汉系列302期，发布了湖北三线系列68期。今年以来忙于各种事务，没怎么更新。
2018年，我的摄影项目《“大武汉”武汉工业遗产保护专题摄影项目》获得湖北省文艺精品创作扶持基金项目的资助。2019年，我用省文联奖励的5万块钱，在武汉市江汉关博物馆做了一个《大武汉的工业记忆——周国献工业摄影作品展》，并印制了一本《远去的轰鸣声——荆楚工业厂房类型学图录》作品集。
上面第四幅是前面提到的汉阳钢铁厂，是50年代兴建的，不是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汉阳铁厂早已不存在。
《远去的轰鸣声》这件作品是对当时现存的湖北工业遗产的一次集中呈现。
值得说一下的是，在我拍摄的200多家湖北各地市老厂中，有近百家是三线企业。《远去的轰鸣声——荆楚工业厂房类型学图录》试图通过整齐划一的影像呈现，探索类型学摄影在工业厂房内部景观中的应用。
上面分别是贝歇夫妇的厂房类型学作品和我的《远去的轰鸣声》厂房内部景观。我以此作品向贝歇夫妇致敬。
新纪实的第五个案例是《退场》专题摄影项目。
2016年，国家决定用三年左右时间，分步骤停止军队和武警部队一切有偿服务活动，简称“停偿”。“停偿”涉及房地产租赁、农副业生产、招接待、医疗、科研、幼儿教育、新闻出版、文化体育、通信、人才培训、基建营房工程技术、储运设施、民兵装备修理、维修技术、司机训练等15个行业。截至2018年六月底，全军10.6万个有偿服务项目中应停的10万个项目全部按期停止。
“停偿”是我国治军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防和部队正规化的一个重要节点，不能留下影像空白。2016年至2018年上半年，我一直在关注着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并思考：拍还是不拍，怎样拍。
从2018年六月底开始，在“停偿”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后，我背着相机，扛着三脚架，以武汉为样本，以拍肖像的方式，记录了“停偿”初期及后期的景观变化及其影响。
2021年5月，我的作品《退场》入选刘铮老师主编的彩虹书系列。当时怕题材敏感会有麻烦，整本画册只有一句话：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始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2021年9月，我的《退场》作品由巩志明老师策展，在第二届沈阳当代摄影学术邀请展上展出。
2018年拍摄时，很多“停偿”后封门的商业门面都有标语或者告示，比如上面第二图加油站的门口有用红纸白字张贴的两张告示，第五图上面有标语，写着“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依法依规停止有偿服务”，玻璃门上还有用红纸白字张贴的告示。
最后两图分别拍摄于2018年6月和2021年1月，可以看到当年大门两旁都是酒店、娱乐场所和商业门面，现在全部清理了。
关于这个作品，策展人巩志明老师有一个评价：周国献迅捷、精准、温情地留存的这道历史的褶皱，留下了这个很多人不易察觉，也是很多人不想忘记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细节。
不管是我拍摄的《大武汉》、《远去的轰鸣声》，还是《退场》等等，虽然有人对我的新纪实转向不以为然，我之所以如此坚定地探索新的表达，是基于如下两个方面的思考。
一是顾铮老师强调的当代摄影的空间转向。顾铮老师在《中国当代摄影的“空间转向”》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社会变动，尤其是过去几十年来的变化，从来没有像通过空间本身的变化所表现得那样强烈。”“空间，成为了用摄影思考、反思当代社会变动的新的手段与视角……出现了一种从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向关注人的生存空间的转变。”他认为，“空间就是一种政治”，当代摄影的“空间转向”，就是要“以深入的空间描述赋予现实以深度，提供反思现实的空间维度。”“对于空间的敏感，……也考验摄影家的现实敏感度、社会责任和摄影表现能力”。
二是关于失落空间的思考。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罗杰·特兰西克（Roger Trancik）对失落空间进行了专门研究：失落空间（Lost Space）是未充分利用且衰废的空间，是城市更新所遗留的、出于多重原因未开发的和疏于清理的空间。比如我拍摄的三线企业废弃老厂房，还有部队停止有偿服务后废弃的商业门面等等，都是失落空间。这些失落空间冻结了时空的记忆，也留存了当年的时代气息。
通过对失落空间的影像关注，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个社会的变化，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
其实历史并未走远，它就存在于坍塌的建筑里，它就存在于斑驳的老墙上，它就存在于杂草丛生的树林里；它以不为人瞩目的状态坦然存在着，淹没在熟识的风景里，吸引你去关注它，期待你去唤醒它。
新纪实的第六个案例是《武汉方舱》专题摄影项目。
2020年初爆发新冠疫情时，武汉市迅速建立并启用了近20座方舱医院，随后又建立了一些备用方舱医院。方舱医院在武汉疫情防控中起到了最快扩大收治、阻断病毒传播的重要作用。2020年3月，方舱医院全部休舱；五月起，除部分保留方舱外，其他方舱陆续拆除，方舱医院完成了阶段性历史使命。
但是疫情还没有彻底结束，与新冠病魔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作者希望通过自己的拍摄，用客观冷静的视角，用全景式的方舱景观影像，反映并留存武汉这段特殊的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这是武汉市两个最著名的方舱医院，配备了很好的医疗设施。这又是一个失落空间的例子。
这是四个利用大型场馆改造的方舱医院，因为文体活动及商业活动的需要，这些方舱拆的最快。
这是四个利用工业厂房改造的方舱医院。
与前面的《退场》作品一样，这个作品是用两个不同画幅的相机拍摄的：2020年九月底，我买了富士GFX100中画幅微单，之前都是用佳能5D4拍摄的。
关于武汉方舱医院，我前后总共拍摄了三十来个不同的方舱，包括几个特殊方舱，但这里不方便展示。上面12张图片分别来自十个不同的方舱。
这个专题因为题材有点敏感，一直没有公开发布，这次分享会是第一次公开分享，也就点到为止，不作详细说明。目前绝大部分方舱都拆除了，但个别还在。我2020年8月中旬开始拍摄时，有的正在拆，有的已经拆除，仅有部分痕迹。
拍摄这个专题，我依然是延续原来的思路，重点关注空间。空间里虽然一般没有人，但你能感受到人的存在。看着这些场景，仿佛昨日。
新纪实的第七个案例是《暮色》专题摄影项目。这是今天分享的最后一个专题。原来的名字叫做《夜幕中的核酸采样亭》，今年9月平遥摄影节展览时更名为《暮色》。
曾几何时，核酸检测成了国人的刚需。疫情管控彻底放开后，街头的核酸采样亭逐步拆除或者换上新的招贴，变成了医保政策宣传点等等。到了2023年3月底，遍布街头的核酸采样亭几乎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但仍有少数不识时务的核酸采样亭倔强地伫立在街头，这是经历浩劫的城市留下的疤痕，他们提醒着过往路人，昨日的噩梦并非虚构。
2020年疫情期间，我在汉正街抓拍过汉正街业主和居民核酸检测的瞬间，继续丰富我的汉正街项目。从2022年5月起，我开始拍摄武汉街头的核酸采样亭无人景观。今年年初类型学作品《核酸采样亭》入围风面、品唐和腾讯新闻联合主办的“这三年”影像征集活动。3月21日参加风面罗大卫老师的“这三年”入围影像作品直播后，我在思考这个专题还可以怎样表现。这时我想起日本摄影家大桥英児（Eiji Ohashi）拍摄的自动售货机。
大桥先生拍摄的自动售货机作品名称原先叫做Roadside Lights（路旁的灯），后来起名Being There（就在那里），这个标题真好，用于我的《暮色》作品也非常合适。他拍摄日本国内无处不在的自动售货机，在不同的季节、在不同的时段去拍摄，有白天拍的，有晚上拍的，其中傍晚拍摄的自动售货机就像夜空中的灯塔，印象深刻。
于是我买了一个LED投光灯，在傍晚时分，在天色即将转黑之前，拍下了这组作品。
《暮色》这件作品虽然没有脱离纪实摄影的框架，但与我之前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我有了更多的思考。我觉得原有的摄影语言不足以表达我的思考，也是加了一盏灯，融入了行为艺术。日本摄影家拍摄的自动售货机的灯是自动售货机自带的，到了傍晚灯就亮了，方便购物者操作。我拍摄的核酸采样亭已经废弃，亭子已经断电，我带上一盏网上购买的LED投光灯，从附近接电将其照亮，这是一种干预。
为什么要拍摄《暮色》这组作品？
武汉疫情三年，真的是刻骨铭心。作为一名在武汉工作和生活的摄影师，我必须拍摄，我必须发声！
摄影是对抗忘记的工具。加LED投光灯是实现我的主观表达的路径。在国人即将忘却三年疫情的时候，在核酸检测点快要拆完之前，在残存的核酸采样亭即将隐入夜幕中时，我用灯光将其点亮，这是一种提醒，也是一次控诉，一次历史证据的定格！
画面有点魔幻，但超级真实！
顾铮在评论邵逸农和慕辰的《大礼堂》的作品时指出：“一个善于遗忘甚至敢于毁灭记忆以至于没有记忆的民族，则将是一个没有信用的民族。”
其实，历史并没有退场，而是顽强地通过某些细节在向世人述说着过去。我站在了历史的现场，拍下了这些被抛离、被拒绝、被搁置的记忆。我试图用手中的相机，作为一种记忆的武器，定格和还原那些被删除、被遮蔽的部分历史，以对抗记忆。
有人认为摄影最重要的就是记录。我认为，其实摄影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记录。摄影，特别是纪实摄影，他在留下证据、他在见证这个时代的同时，也在干预社会，也在监督芸芸众生，也在推动文明的发展。于是，他在某些人眼里成为一种威胁。
以前很多专家强调纪实摄影人要有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9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社会生态的变化，国内众多纪实摄影人慢慢转向个人情感的表达，似乎纪实摄影师不再需要担负什么责任。
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不管纪实摄影怎么发展，通过影像“让历史警示当下，让当下连接未来”是从事纪实摄影的人应该认真思考的。
在分享会的最后，我想谈谈摄影对我的影响。对我来说，摄影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摄影可以改变人，我从一个害羞的人，慢慢学会了与拍摄对象沟通；每周我都会出门拍照，不出门拍照似乎缺点什么；我透过镜头看世界，从而了解和理解这个世界；我通过摄影作品表达想法和关切，是输出也是发泄。我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言说方式。
最后，我以戴安·阿勃斯的一句名言来结束今天的分享。我非常认同美国新纪实摄影家戴安·阿勃斯说过的一句话：“我真的相信世界上有的事情如果我不拍下来，就没有人会看见。”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利用周末宝贵的时间前来听我的分享，耽误大家时间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