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沿着河流行走》石宝琇分享会实录｜蚂蚁隔壁班

海报制作：二姑娘

插图整理：孟小军（古朴）

《一生，沿着河流行走》

大家好，我是石宝琇。我是头一次来蚂蚁群里边儿和大家说故事。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聊天，一起分享我的故事。为什么叫故事？因为都是过去的事儿。如果借用孔夫子的话说，那就是逝者如斯。而我们这一伙上了年纪的人肚子里都已经装满了故事，因为生命已经接近了山顶。今年我72岁。潘科老师69岁。胡武功老师是大哥，73岁。其实和当年孔夫子高寿差不多。我们都快到山顶儿了。回身望，一览众山小，重峦叠嶂的。还会看到那曲里拐弯儿的河流，一直通到大海上……真的可丰富了。所以我这一辈子，奋斗了一生，没少吃亏，也没少累着，也吃了很多的苦，就这么一辈子就过来了。

但自从我背上了照相机，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再也没有回头过，也没有换过行，而且是越干越专业。24岁是宝鸡铁路文化宫宣传干事，背着照相机拍一些在橱窗里发表的照片。后来，就到了分局工会，又到了西安铁路局的文化部，专门儿管这个摄影的事儿。后来到了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当记者当编辑，更专业了，一步一步的正规化了。回到西安，继续干摄影。后来退休以后，还是离不开摄影，在巩德顺先生，李少童老师主持下和李胜利、白涛、张韬等弟兄们的支持下，开创了陕西省人文地理摄影协会。如今彻底退下了，应该闲暇的，但依然忙碌，比在工作岗位上还紧迫。

人的生涯若当一回事，其实挺好玩儿的。当年30多岁的时候儿侯登科曾经说，你不要老照相，写点儿什么故事、小说、剧本儿也行。前十来年的时候，潘科又说啦，你不如就写历史吧，戏说也行，演绎也行。就写那个，中国流氓史话，挺好，不要老是钻到这个照片儿堆里。

我想也是。但是还是不行，毕竟自己的文化底子浅，因为我才上过初中，一直是一个初中生。那年成人自考，只考过了大学语文、形式逻辑、文学概论，然后就扔一边再不学了。后来到西安美院和西安理工大给人家当什么客座教授，经常过两年就要填一回表，调查你的出身、学历；因为学历高低将决定讲课酬劳多少。我总是填“初中毕业”。学校的老师说你不能这样填，你应该填高点儿。我说没什么高的，这个挺好。

今天晚上在这里，还得说一下摄影的事儿。但不敢说啥摄影艺术，也不敢说啥摄影创作，因为所有的摄影结果，就是感光于平面的影子，只是面对真实人和物的时候儿呈现的那种偶然所得的图像而已。若能变成历史图像档案，就好得很了。

我这个人，爱钻牛角尖儿，就是琢磨事儿，爱透一点儿。小时候儿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我上小学四年级，那一年，中国大陆民众开始普遍挨饿。

那年是1960年，当时为了忘记和减弱饥饿的感觉，文化部悄悄开放了文艺，从西方进口了很多电影和小说。这就是我一生当中很幸运的契机，使得我和很多的那么多西方的和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和电影见了面。

当时的电影票多少钱？才一毛钱。每到上映西方电影的时候，剧场总是爆满，所以那时候总是一票难求。有哪些电影呢？有《王子复仇记》《基督山伯爵》《阿里巴巴和40大盗》《三剑客》《巴黎圣母院》《出水芙蓉》《红与黑》……等电影放映完的时候，所有的观众才听见自己的肚子咕咕叫。但是，这一两个小时，饥饿能被彻底忘掉。

下来就是用看书来减弱饥饿的感觉。我一生接触的第一本的外国书，是二姐用父亲的借书证在西安交通大学的图书馆借到的《唐·吉诃德》。十多岁的时候，刚勉强能读顺，当然不认得的字都被我放过一马。一头钻到这书里，那感觉完全是新鲜的世界。饥饿也就会被忘却一阵儿。当读到最后一章《长眠》的时候儿，我完全懵了，因为我不知道这位可爱又善良的骑士，他究竟落的啥下场，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长眠”。

我就问我二姐长眠是怎么回事儿，二姐说，长眠就是死了。后来我又问奶奶“死了”是怎么回事儿？奶奶回答说就像灯灭了。后来我又问妈妈：死了是啥感觉？当时妈妈在灯下补衣服，她看了我一眼，很随意的说了一句：一睡再不醒。

于是我当夜几乎无眠，我就想这个长眠的词儿挺安详的，但又感觉太恐怖了；因为一觉不醒，那就是无边无涯的永远的黑暗。接着好几夜都做同样的一个梦，梦见我和很多的人，还有要好的同学，坐着一辆闷罐的火车，一直轰隆轰隆的开，一直开到地球外边去了。每次被梦惊醒，都浑身是汗。

所以现在想起来，是塞万提斯和奶奶、妈妈、姐姐一起给了我生命意识的启蒙，告诉我生死的实在。其实也就是人常说的“悲剧意识”雏形描述。

随后的四五年，一直到“文革”之前，我又从我三哥的书架上又读了巴尔扎克、契诃夫、莫泊桑、果戈里等人的中短篇小说，他们都是现实主义名家。当时都是囫囵吞枣式儿的阅读，对于很多故事，人物情节，可能都是懵懵懂懂的，能达到一知半解就已经不错了。但对于一个孩子，正在长心智的孩子（当然也长身体，但因为饿身体也没长怎么好），潜移默化的作用还是有的。尤其到了长大以后，那些因为阅读留下来的刻痕，便渐渐的在无意识当中就发挥作用了。所以，我时常庆幸自己在三十来岁的时候儿能和陕西摄影圈儿的这几位哥们儿一起，不由自主地明白了悲剧意识、批判意识、忧患意识和忏悔意识是思想觉悟者的必须。

还明白了，这“四合一”对一个人或者对一个民族是至关重要的。而在此间发动的“艰巨历程”摄影大赛，就是在这个“四合一”的意识形态促使下的结果。

不管是“三合一”好，还是四合一好，都是很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分子式，就是人文科学的结晶。就像我喜欢吃面的时候儿的三合一、四合一样，比如炸酱、西红柿炒鸡蛋、猪肉臊子，配合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调料，那个味道当然深厚，口感也复杂，吃起来当然过瘾。

因为忧患，也因为批判，还有悲剧意识，于是，有趣的事儿就接着来了。中国摄影圈儿里的朋友们便给陕西摄影群体起了一个“摄影救国军”的绰号。还有花名儿呢，是什么？就是“黄土地上的唐·吉诃德”。绰号、花名儿都有了。就是因为陕西这一帮人老是说这些带有批判性的，带有各种各样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有反思的话语，所以在当时中国摄影界，陕西群体这个方面儿表现是特别突出的。

这些少年时的无意识的阅读，鬼使神差的成就了我青年以后的现实主义世界观。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大饥荒，可能就没有文艺的相对的放开；没有我姐姐和哥哥的书，也就没有我的二手的阅读。当然，家里还得有买书的钱，而且哥哥姐姐借的书恰好是这一类的外国书。所以，这些的存在每一点都很关键，其中任何一个链条断了，就可能没了我走的这一条现实主义的路。

当时，这充满矛盾的戏剧性的历史，恰好就成就了现实主义的思想的启蒙阶段。这些应该属于整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主义作品，对于我的一生的思想起到了一个启蒙作用。

啥叫现实主义的启蒙运动？那就是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因为中国的反思文学，反思美术，反思电影掀起的高潮。我的心，当时也就被触动了。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儿真的像那个老牛那个吃草以后，趴在那个牛圈里，然后那个嘴巴不停的嚼动。那个叫什么，那个就叫“反刍现象”。所以少年时我的阅读，就像老牛，生吞活剥地猛吃草料，看得懂或看不懂的也要读，有时候儿两三天就要看一本儿书，迅速的吸收，迅速吸纳到肠胃里。然后到了青年时期，到了中年时期，甚至于到了老年时期，才慢慢的反刍、消化、吸收，进而成为行动的方向和能量。

于是，在1988年的时候儿，中国摄影家杂志在创刊号上刊登了我写的《人和人的对等关系的探寻》这篇习作。这就是我当时对于摄影，尤其对于现实主义摄影的一种感悟。但是当时的感悟真的很粗浅，很浅薄，有些定义和概念我觉得现在看来都是值得商榷，因为有很多经不起敲打的地方。但是，在当时，能有这种萌动的感觉，更难得的是那点儿“敢登台耍大刀”的勇气。

当然，我自己作为一个照相者，也有个体的局限性，所以不会很早就欣然觉悟的。比如在这个时候，我最先关注到的是象征艰难崎岖的山路，萌发新芽的枯木等一些小品，从寓意上开始发现题材。后来，当我看到了北京王苗所拍摄的《从田野拾回的小诗》之后，我真的很激动，觉得这才是艺术品，这才是摄影的创造性。我就开始重新认识照相机，开始觉得机器后面的眼睛和脑子，才能让机器变得更有灵性了。

（王苗的《从田野拾回的小诗摄影作品》http://t.m.china.com.cn/convert/c_KJoUIgYY.html

可以说，我进入相对自由的摄影是从观念入手的。我力求把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想法去现实的景物中寻找代言者。到了1989年，我在给西安一群年轻人讲课中，我提到了摄影就是摄影，摄影不是绘画，也不仅仅是获奖活动的奉献和牺牲品。结果，我的说话让大家听的很懵懂，尤其看到我拿出来的是一张张普通的生活场景的照片，而不是他们想象的希望看到的那种理想化的摄影艺术作品的时候，他们都很失望。其实，我一直认为摄影本身的东西一定要从摄影、绘画的阴影跳出来，因为摄影要没有独立自身的实质，也就是说摄影要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那是不行的，那他就只能永远依附于别人。

这些想法得到了我的一位朋友的支持，他叫张振学，是长安画派赵望云、石鲁、何海霞等前辈之后的新秀。当时，即1976年，他还在宝鸡铁一中当美术老师，才36岁。我在宝鸡铁路分局文化宫当宣传干事，26岁。当时，正是批邓反击右倾方案风刮得正猛的关头，思想感觉到很迷茫。某天晚上，在我的楼梯间小暗房里，我俩各用一百毫升的量杯盛着极其对等的红薯干儿酒，一边儿喝，一边儿说着照相。他告诉我说：你要抓住摄影的语言，千万不要和我们画家去争功！因为绘画只凭借一张白纸，就可以任意自由的去创造。而摄影必须受照相机和摄影术的局限的。但你们在生活中抓拍的微妙瞬间，却是我们画家无法完成的；即便我们发现了，也捕捉不到位，没法子把那些特别微妙的细节和稍纵即逝的情节留住，这就是摄影的长处和生路。

啥叫醍醐灌顶？这就是啊！他的话给我早早的启发，我特别的感谢他的独到见解，也感谢能激发敏思的红薯干酒！虽然他不是摄影大家，但是，他对摄影的定义，对我的启蒙，是不可低估的！

于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启了寻找摄影本性的旅程。后来碰到了李少童老师，我又开始关注人的本性了。于是，摄影的本性和人性加在一起，这才促使一个现实主义摄影师心理路程的发端。

这就是我26岁那年的顿悟：摄影必须独立。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儿“涅槃”的意思。

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的老师李少童就说过：一定要把镜头对准人，对准人和人的关系。他的观点很有前瞻性，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当时的摄影团队就开始了对人的题材有思考，有行动，形成了一种人文摄影的氛围。当时被李少童老师收编的有李胜利、侯登科、白涛和我，这样一来，就是一个群体行为了。群体行为有一个好处，就是群体所有的成员之间，互相能产生一种影响，有一种激励，产生“你追我赶”的动力。而且，明的暗的竞争，还有偷着学。所以不可小看这个群体的力量。

同时，在西安也形成了以胡武功为首的那么一个群体，有焦景泉、潘科等人。侯登科是特殊人物，他在西安和宝鸡之间穿插，传递情报，拉拢关系。最后，陕西摄影群体就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了。

摄影的观念形成了，行为也变了，镜头就果断地对准了人和人性的表现。铁路经常发生一些水害，山洪暴发然后塌方，铁路断道。工人在抢险中，生命经常受到威胁，时常命悬一线。我亲自看到了宝成铁路的一次大塌方，暴雨一直在泼洒，危石在滚落。但领导命令一下，工人必须冲上去抢险。这时，鲜活的生命，就陷入危机中。这时候我被感染，也冲到雨里去拍摄工人冒死抢救的姿态。抢险现场的一切都值得敬畏，生命在现场，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的事情。现场所有的表现都很完美，根本不需要粉饰，也不需要掩盖，更不需要经营、摆布。因为只要你发现了，等待了，选择了，猎取了最生动的瞬间，就可以了。当然，这种低调、保守的写实态度，也是对现场工人人格的尊重。

从此，我就在这样在现场照相，从不干扰对象的自然状态。我的主观意识藏在什么地方？就藏在照相机背后，只是悄悄的用心去感觉，用眼睛去观察。因为我清楚，面对现实，我只能是现场生命所雇佣的一个仆人，我没有丝毫的权利去越界，去操纵，去摆设，去造假。

下来，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当年我拍的一些在铁路现场的一些照片。

当时，由于李少童老师的点醒，使我们这个小团队开始关注到了人，关注到了人性。比如侯登科之初拍的《子弟》《道钉》《亲人》……都带有图解主题的情景。自从意识到关注人性之后，慢慢的表现真性情的照片就出来了。以至于后来他的那么多作品能引起人们的注目说明他从刻意的图像语言到自然的图像语言的过渡和转换是比较彻底的。早期的所谓雕像式的完美图像模式没了，变成了对自在如常生活形态的直接截取和借用。

当时胡武功的现实主义思想一贯坚定，他拍摄的《洪水袭来之际》系列报道就是明证。

1986年，摄影美学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胡武功、侯登科、潘科、焦景泉诸位在会上都有发言。而我当时是书面发言，因为我在同时段参加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在芜湖召开的一个创作座谈会。而我在西安美学探讨会上的发言《唯一不能虚构的艺术》被刊登在《摄影美学初探》那部书里。

就在西安摄影美学研讨会召开的时候，1986年10月，我代表陕西去了安徽芜湖，参加了当时的中国摄影家协会的第三次创作座谈会。在会上，我听到了李媚和鲍昆的发言，他们很鲜明地提出“摄影的主体意识和人的本体意识的结合”的观点。当时还不敢说人性和人道、人本，大家都拐着弯儿说话。我当时的发言也不敢说，而是啰啰嗦嗦地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我在发言中列举了很多的例子，比如唐山大地震纪念活动对人性的漠视。

其实，作为一名纪实性的摄影者，每当他进入到生活现场的时候儿，他都会放任自己的天赋去感应所有眼前出现的形象。他的脑子里不可能装什么“任务”，更没有什么得奖的这种念头，也不去苛求摄影的完美，只是倾力去捕捉眼前发生的最有意味的瞬间。这就是我曾经在某些文章里所说的开放视觉天赋的做法，也可以称之为依赖直觉，或者叫它依赖心灵的感应。我认为，在一个初学摄影者的进取中，在彻底开放自己潜在的天分方面，应该下最大的功夫。

我对生活多是凡俗常态的捕捉，当然保持生活现场的真实是底线。我基本不干涉对象，尽量不去改变人世的原生态。

现在回忆起来，应该是在上个世纪的1980年代，是中国摄影最美好的时期。也是陕西摄影群体表现最生动的时期。

从那个年头到今天，已经40多年过去了。回忆这个最美好的年代，就像和陈酿的老酒，有滋有味。

如今，有好几件事儿，我记得特别的清晰。

一个是筹备艰巨历程。当时所征集的稿件，应该以数万幅、组来计算的。这么多的稿件，要是直接拿到评委面前，没有十天半个月，你是看不过一遍的。不要说评选，仅仅分类，甄别题材，就是一个“艰巨历程”。当时，我已经从宝鸡调到西安铁路分局，所以就顺理成章被李少童老师派到胡武功办公室，参加艰巨历程大赛筹备工作了。当时面对着成箱成捆的稿件，从早看到晚，然后夜里加班儿看，真是累眼、累手，脖子也酸痛。但可开了眼界啦。因为这些来稿从1949年到1988年的40年图像，不论是事件，还是人物，以及风景，都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么多的图像，不但浩瀚，品种繁多，而且奇葩辈出。当时什么样的照片儿都有，因为很多人不太理解，这个大赛是什么样子，到底什么叫艰巨历程？所以他们的来稿真是丰富多彩，无所不有。当时看照片看累了，就在办公室的硬床板上歇一歇。饿了，就在陕西日报对面儿的城河沿儿，钻进用竹席和牛毛毡搭盖的羊肉泡馍馆儿，来一碗羊肉泡馍。

再说第二个故事。记得后来到了1987年秋天的时候，开始为艰巨历程摄影大赛在北京的展览制作照片了。因为当时已经定好，将在1988年初春在北京美术馆展出。因为时间急迫，胡武功就专门把邱晓明从宝鸡调过来，让他专门制作展出照片。因为邱晓明的暗房技术在我们这些人中最棒。刚开始动手干，就出事儿了。邱晓明刚到西安，他所在的宝鸡环境检测站的电话就跟来了，说你刚好到西安了，你马上去省环保局参加一个会议。一听这事儿，胡武功就急了，说那不行，叫你来干啥的？你现在去参加会，那咱们照片制作不就耽误了吗？就在左右为难的时候，邱晓明突发奇招，说：这样吧，我来日夜加班放照片儿，能不能让宝琇代替我，去参加环保工作汇报会？

我没想到晓明出此良策！不过也真没辙。三人一商量，最后确定就演这么一场调包戏吧。于是，我就拎了个包去开会啦！记得好像是在西安东八路某一个招待所开会，远远看到一群人在大门口排队签到呢。我在一侧心慌慌，左想右想不敢贸然。因为宝鸡西安这么近，万一有人认识邱晓明怎么办？最后，与会代表都签到了，只剩下我一个。我几经思量权衡，最后还是说实话了，但还是半真半假。我说什么呢？我说我是邱晓明的同事，我们两个一起参加会的。不料昨晚他吃饭坏了肚子，上吐下泻的，现在还在医院里打吊针呢！所以只能我一个人来开会了。人家倒很干脆，说那好吧，但是你还要有个发言呢。

这可坏了，我一个干铁路的，我咋能去说环保？实在没辙了，我就硬着头皮，在笔记本上写了那么两行，权当应付差事。西安环保局说完，就该宝鸡了。我硬着头皮上了台，先谈理论。我说这个计划生育，是经过人对自身的一种限制和控制，来达到社会的理想发展。而环保呢，是对人类的外部环境的一种保护和优化，来改善人的生命素质。控制人口，逆民情，很多人想不通，工作很难。保护环境，逆商情，企业家有抵触，照样难。两项国策，没有一件是顺溜、轻松的，都是艰巨的任务在肩。所以我们环保局的工作，特别有成就感，荣光无限！说到此，掌声起……

但就这样，我也混过去了。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到了1988年春节，一切展览事宜都齐备了。我也在阴历的腊月二九回到宝鸡家里，准备过春节。刚到家，就接到宝鸡铁路文化宫传来的电话——那时候家里既没安装电话，更没有手机。电话是胡武功从西安打到来的，说马上就要用你写的那篇《艰巨历程》展览后记呢。你把文稿放在哪里呢？我说在西安铁路局文化部办公室的抽屉锁着呢。胡武功急了，说我和南康宁还在忙着呢，你倒跑回宝鸡过年了。这咋办，人家北京下午就要这个后记文稿哩。我说，乘火车回去，快车三个半小时，慢车六七个小时。他说那不行，来不及了！电话里武功急的没办法。我也急的头懵。突然，我说那就发电报吧，反正不到八百个字，一个字三分钱，花24元钱就够了。武功说，那一篇文章，你能都记得？还有数字哩！我说试试吧。我放下电话，赶紧来到最近的斗鸡台邮电所，要了五六张电报纸，即刻把后记逐字逐句写满了五六张。即刻发走了。后来，过罢年回到西安，打开抽屉拿出后记原稿一看，竟然和我背写的电报稿不差几个字。就连数字也对着呢。我直到现在都想不通，也不明白，当时我的记忆咋就那么好呢？我想，可能是给南康宁和胡武功给逼出来的。

最后一件事儿有意思。事情发生在《艰巨历程》展览的开幕式上。1988年初春某日，在北京美术馆的开幕式刚刚宣布结束，整个馆里挤满了观众。真是里三层外三层。作为主持人的胡武功当时很忙，因为他同时也是对外发言人。当时，我正在展厅里拍照，突然发现一位金发女青年走近了胡武功。我和胡武功都不懂外语，就是旁边懂英语的也不多。还好，这位西洋女青年还能说几句汉语，她说她是西德的留学生，她赞扬这个展览很好。她随即指着李振盛那一组“十年动乱”组照，说“好危险”“暴徒”“很勇敢”，什么什么的。但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说。后来我又通过旁边一个懂点儿英语，又不算太好的人，磕磕巴巴地翻译了一下，才知道这个德国女青年说，李振盛作为摄影师在暴徒作乱情况下拍照片是很危险的，他很勇敢！

在文化和思维观念的巨大差异下，竟然产生这样的观感！我也懵了。我和武功就给她解释，说这不可能，他们不是暴徒，在当时造反派的行为是得到认可的，赞许的。拍摄者李振盛和他们是“革命战友”。他是给他们的革命行动拍照做记录的，完成的是革命任务。

这个德国女青年听了武功和我的解释，连连摇头，又满脸茫然，顿时不知所措。马上，我们明白了，她是按正常、普世的人类思维，来理解文革事件和这一组照片的。看看，持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持有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对于同一事物，竟然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这让世界上最好翻译都很对付的。

下来，我给大家说说我和河流的故事。

到了1988年的秋天，虽然我已经那时候在西安铁路局上班，但家还在宝鸡，每逢周末都要回家休息。这时候已经到宝鸡环境报的邱晓明，就每一次周末他也掐着点，知道我回来了，虽然那时候没手提电话，我们家里都没有电话。但是，他掐的很准，每次就抱着他三岁的女儿叶子就来我家。当时我们在商量什么事儿？商量成立一个中国西部文化摄影研究会的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已经商量了很久。我们已经列出了很多的文化类的序幕，当时主要就是要形成一个包罗所有民间文化内容的图片库。当时在胡耀邦同志去世以后，我们就隐隐的意识到社会政治层面的纪实摄影已经走到了一个那停滞的相对。就怎么说？一个进退维谷的阶段，而且这种反思还不彻底，这种政治反思还不彻底，只有从文化上寻找根基，从文化层层面的方面去下手，才能把民族的事儿说透。这也是一个善良的想法，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我们两个就开始把注意力固定在文化摄影上，也就是后来的人文摄影。

随后，“中国西部文化摄影研究会”成立了，主要成员有邱晓明、石宝琇、李胜利、白涛、冯晓伟、董志云、吴佑民、刘宗昉等。

1989年6月8日，“中国西部文化摄影研究会”第一次行动启动了，一行8人从宝鸡市区的渭河桥头出发，开始了15天的渭河流域文化考察活动。

将要出发时，侯登科从临潼匆匆赶来，于是8人变为9人。

似乎那年6月风云特别多变，一路上很少有晴朗天气，总是黑云翻滚，更有暴雨如注。有好几次行车路滑，差点儿在山脊遭遇翻车之险。

我们风雨兼程，一路经过千阳、陇县、张家川、清水、天水、秦安、甘谷、武山、陇西，最后抵达渭源——我们此行的最西端，也是目的地。

然后返程。

回来的速度就慢下来了，因为要步步为营，做深入考察。

速度慢的原因还在于，我们拍摄的内容复杂、琐碎，分工很细。比如，有人以拍摄建筑、村落、商铺为主；有人以拍摄民居、家庭生活和摆设为主；有人拍摄田野、庄稼、耕作、家畜、农具为主；有人以拍摄市场、人物活动、人物肖像、群像为主……

在归途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和陕西一样的秦腔戏，发现和陕西一样的“房子一坡盖”，发现渭河上游百姓的日子更艰难……在甘谷县的山上，我们看到农家院里的苇席上晾晒的是土豆片、土豆丝，缸里藏的是干土豆片磨成的土豆粉，笼里蒸的是囫囵鲜土豆，锅里熬的是土豆粥，盘子里盛的是醋溜土豆丝，墙上挂的是土豆粉条……我们问老乡，为什么不种麦子、玉米？老乡回答，这里天旱土薄，唯有种土豆才有收成。

老乡还告诉我们，只有到了每年的五黄六月，到陕西当一回麦客，才能吃上麦面馍馍长面条哩！

回程到达天水后，我们便和离家东进陕西的麦客同行了。当一路经过千阳、陇县、宝鸡县时，甘肃麦客更是络绎不绝，像候鸟群一样逶迤东行。

回到宝鸡，已是6月下旬，于是渭河上流的文化考察结束了。

第二年春天，即1990年的4月初，胡武功、侯登科、潘科、焦景泉、邱晓明、石宝琇等，又开始了对渭河下游的考察行动。从西安出发，先到三原，再富平、蒲城、澄城、大荔、华县、华阴、合阳，最后从韩城返回。六月初，我们再次出发到晋陕豫交汇处的潼关，渭河在这里注入黄河。至此，历时一年的渭河流域考察结束。下游的考察，我们乘坐的已不是那辆破旧不堪，一路不停地熄火，总要人推才能发动的“金杯”中巴车，已是日本产丰田“巡洋舰”吉普了。

1989年10月，王苗和先生胡迪来陕西，胡武功邀请二位贵客到西安古城南门外夜市品尝西安风味小吃。席间畅谈陕西人文地理故事，焦景泉细说了陕北无定河的独特风貌。随后，我们拿出渭河流域文化考察的图片。王苗看过，即刻说这题材不错，挺独特的故事，可以给台湾的地理杂志社看看。由于王苗的推荐，我们这群陕西人和台湾《大地》地理杂志的郑明华总编辑相识。1991年，在《大地》杂志上，以70多页码的篇幅，刊登了题为“八百里秦川——渭河流域考察笔记”的专题故事报道。胡武功在30年后回顾此事，说这是“首次让失联了半个世纪的台湾同胞看到了渭河上下的沧桑风情，并且因此使得该杂志获得‘民国政府出版物大奖’”。从此，以“渭河”为发端，陕西群体开始转向人文地理的专题摄影。之后的两年中，《河西走廊》、《蜀道》、《晋陕黄河峡谷》、《大河套》等中、长篇专题相继被台湾《大地》和香港《中国旅游》杂志刊载。到了2000年，又有了《四方城》。应该说，陕西摄影群体此举，在当时中国摄影圈内是比较超前的…… 1989年追溯渭河之源，1990年完成整个流域文化考察，到如今，已经整整32年过去了。当年渭河考察的发起人之一邱晓明，已经移居美国将近20年。队员侯登科、吴佑民，相继离开人世。而在世的各位，大都年逾“古稀”。每逢夜深梦里怵醒，辗转难眠时，时常会想起32年前沿着渭河行走的往事，好多情节就像刚刚发生。逝者如斯，岁月催人老。每每意识到老之将至，便不由地想到这编纂渭河书的事儿，就像被狼撵一样紧迫。于是又平添“革命尚未成功，老朽仍将努力”的壮志。我辈虽然生不逢时，命运不济，少年时“闹革命”没能好好读书，但多亏不缺顽韧、勤谨，还有自学、自习、自立的精神。所以近20年以来，老队员们又各自陆续重走渭河多次。每一次都不舍鸟鼠山，然后一路拾遗补缺，且泼洒开身段，踏勘渭河诸支流和与时俱进的民间事。 2014年，在李少童老师的引领下，汇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了陕西人文地理摄影协会。这个协会的宗旨，就是琢磨“人类和地理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关系”。这“人地关系”，既是人对于万物的态度，也是朴实而真诚的价值观。当我们从人文的立场和角度去图说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历史，人和自然，人和环境的错综复杂关系时，一切都是坦诚、深刻、真实而了然的。

而30年前的渭河文化考察，遵循的就是这个“人文精神”谱。

2018年9月30日，陕西省人文地理摄影协会的10位会员，有石宝琇、袁志刚、王杰、祁正文、赵利军、路新玲、张锋、常志强、李军利、路琳等，也踏上渭河溯源的特别旅行。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渭河上游是陌生的。但他们正在拍摄的“长安八水”，正是渭河中游的系列水域。这次对渭河之源踏勘，加深了他们对“长安八水”的认知和理解。

2019年10月29日，30年前的渭河考察老队员邱晓明、石宝琇、李胜利、白涛、刘宗昉、冯晓伟等又集结，加上新朋友杨明顺、王尚勋、张锋等一行9人，踏上重游旧地的旅途。

虽说沿袭旧地，但耳目却为一新。不但渭河沿岸的城市、乡镇面目全非，就连源头的河流环境也完全不是30年前的模样。

时代飞跃了，人们生活富足了，渭河的自然形态也别梦依稀了。而变化的结果，当然有好的，但有些变化我们不愿意看到。

让我们魂牵梦萦的，还是30年前的渭河，因为那是一条真正意义的河……

到了2020年，我就把我们1989至1990年，和后来30年的时间的多次考察的图像和笔记，编成了一本书，叫《渭河文化摄影考察30年》。

这本书，就是记忆中的亦梦亦幻的真实再现。

这里坦露的，是这一代人对于一条河流命运的图文实录。

这里荡漾的，是一群老者对青年时代某种精神追求的缠绵和不舍。

对于这一群人来说，锁定，并且倾心一条河32年不变，可能是一种活法。

现在将画册里的一些主要照片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渭河流域地图。像这样的图，在画册中有20多幅。石宝琇绘

渭河源头河——清源河。在甘肃省渭源县境内张峰摄

当年的考察队队员。遗憾因为侯登科拍照了，所以没有他的形象。侯登科摄

白涛摄

源头河

渭河源头刘宗昉摄

渭河源头右二叉腰者，是侯登科。刘宗昉摄

在渭源县晚餐，听当地文化局干部唱花儿。任建坤摄

1989年的渭源县城十字街头

刘宗昉摄

白涛摄

冯晓伟摄

白涛摄

刘宗昉摄

白涛摄

李胜利摄

白涛摄

李胜利摄

冯晓伟摄

李胜利摄

邱晓明摄

刘宗昉摄

焦景泉摄

李胜利摄

渭河和沣河的交汇处在咸阳郊区张锋摄

泾渭分明张锋摄

刘宗昉摄

任永健摄

乾陵支宝成摄

渭河在潼关注入了黄河张锋摄

无定河

《无定河》曾是我做过的另一条河。一般人对它的关注主要是春节到元宵节的民俗节目，再就是河北岸的漫天黄沙。

无定河，这是一条流淌于陕北黄土高原上的黄河最长支流。无定河流域，从秦、汉开始，直到明、宋时期，一直是中原汉族势力与北方大漠的游牧民族反复争夺的热土。今天，在无定河两岸，仍然保留着明长城、古关隘、大夏城……每到春节，无定河流域的所有乡镇山村，一片狂欢：秧歌、腰鼓、转九曲、燃火塔、玩社火，还有拜天神、祭祖宗、祈神灵的庙会。一切都极富有民间地域特色和古代游牧民族的遗风。

由于亿万年的天雨侵蚀，无定河一带的黄土高原被刻凿成千沟万壑；一夜寒风飞雪，满山皆白，沟壑苍黑，别有一番撼人风采。

最早去无定河，在1985年。陕西摄影群体曾邀请北京的南康宁，河南的于德水等一起在无定河边过春节。这应该是比较早的民俗摄影活动。

将近20年后，当我再次来到无定河畔时，我把报道的视点落实在匈奴故土上，因为在秦汉时，这里一直是匈奴人饮马扎寨的河川。但除了一座几乎被荒山淹没的大夏故都统万城之外，再难寻找匈奴的遗迹。于是我展开六个篇章，讲述从古到今围绕无定河发生的故事。其中《昔日匈奴今何在》追述匈奴与秦汉之间争夺无定河的战争，及败落后一部分迁徙多瑙河一带，一部分和当地汉人融合的历史。在绥德和米脂的博物馆内，我发现汉代画像石上保留着匈奴人牧马、男女做爱、羊儿交媾的情景；还有汉军与匈奴血战，汉军手提匈奴头颅，无头尸横抛荒野的场景。这些珍贵的历史图像有力的增强了主题的表现力。《古城和边墙》主要展开了在秦、隋长城基础上修建的明代边墙和波罗、响水古城的遗留情景。《黄土地的鼓舞》想尝试探究现今无定河两岸流行的腰鼓舞，是否为古代军阵鼓队的流传。而《砍头柳》一节，虽然无定河畔遍布的砍头柳与追述匈奴历史无关，但它确实是无定河最为显著的自然景观之一。

在整个无定河的旅行中，给我的视觉留下最深印象的，应该是“砍头柳”。这个有点儿凶煞的名字，是我起的，我觉得只有“砍头”两个字，才能道出无定河柳的真实。

这柳决不是垂柳，也不是丛生的沙柳，更不是有些名贵的柽柳，而是北方最常见的那种枝条直立的旱柳。不幸的是，只要是生长在无定河流域的，几乎每一株都被人砍了头，而且每棵的一生中被砍头不止的一次，而是十多次，甚至几十次。这种柳虽然普通，但生命力却极强，一斧子将头砍了去，到来年春暖花开，又会蓬勃怒发出七、八条新枝；待七、八年之后，枝条长成粗壮的木材，于是又被主人砍了去；再怒发出几十条新枝。又七、八年过去，又长成更多的木材，再砍……。越砍，再生的枝条越多，越生机勃勃。无定河边的人很聪明，他们很会利用土地，更知道种活一株树不容易，于是想出这“残忍”的办法。只要栽一株柳，就要让它尽量长久地活下去，不断地砍它的头，好让它为人们不断地成倍地生产木材。当这株树长到百岁以上，树身粗壮，两个人不能合拢的时候，已经“独木成林”了。河岸丛生数百年的“砍头柳”，千奇百怪，老态龙钟，这种景观当属无定河独有......

《堡寨》说的是黄土高原特有的堡寨式豪宅，它的防御功能特别突出。有波罗堡、响水堡，还有党中央曾经藏身将近一年的杨家沟山堡。

在《米脂婆姨绥德汉》这一章，我想通过一些人物相貌的图像，来证明这一带居民有可能是匈奴人和汉人融合的后代。

这个专题刊登于《中国旅游》杂志。随后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以《追溯无定河》为书名出版。我感觉做得还不够深入，打算再花费一些功夫，继续采访，最后作成长篇的图文故事。

无定河入黄河的河口村

黄河

一条长长的晋陕黄河大峡谷，自有浑厚莽然的气势，滋养了河两岸的百姓人家，还藏匿了一段段世人不知道的故事。

1994年11月20日，一路几经周折，终于冒着大雪来到了陕西府谷与山西和内蒙交界的河岸边。浮满了冰块的黄河水从内蒙古的准噶尔高原淌下来，相互碰撞着，发出咔咔的声音。搁浅的浮冰便积在岸边，结成厚厚的冰堆。

河对岸是山西的阳曲，也是撒满了白雪的莽原。晋陕黄河大峡谷从这里开始，向南一直延伸到壶口，最后在龙门收住。全长有400多公里。

这大峡谷是山西和陕西两省的天然分界。千百年来，黄河两岸的交通，全靠木船摆渡。如今跨河建了几座桥，来往方便多了。

乘了租来的北京牌吉普车，沿着雪原的土路，又返回了府谷县城。一条公路桥跨过黄河，通向对岸山西的保德县，白雪铺盖的黄河滩上，摆满了牛车、马车和平板车，还有黑压压的人群涌动。这便是两省民间交易的市场。

一河之隔，不足一里之遥，不论哪边唱大戏，河对岸的人准保能听得明明白白。然而，听两岸的人讨价还价，却是两种明显不同的方言。陕北人说话鼻音重、舌卷着重重地发音，而晋北人的声调就细柔得多了。再看穿戴，也有区别呢。两岸老一辈的男人，都习惯弄一条白毛巾裹在头上，但裹法却不同，陕北人把毛巾从脑后兜起，结儿高高地打在脑门上，而晋北人的巾结却低垂在脑袋后面。

离开府谷到神木，上了一回二郎山。窄窄的山脊，像刀刃，上面还盖满了迷你型小庙。一路不停地换车，到榆林已经是后半夜。第二天一早乘车上路，又是处处惊心的险路，还积了厚厚的冰雪，傍晚才到佳县，又见到漂浮冰雪的黄河。花费整整两天时间，兜多了大大的一个圈子，可这冤枉路又省不得，因为峡谷两岸立陡，要想沿河开路也实在艰难！

我到过不少的山城，还从没见过佳县这般名副其实！整座县城坐落在高高的山顶上，三面全是立陡的高崖，尤其是靠黄河的那一面，除了几窝鹰儿在山腰筑巢，连山鼠也难以立足呢！

石块堆砌的老城墙已经残破，石条铺设的老街随着山势爬高伏低。不用说石头盖的民居、石头垒的商店了，连财政局、农林局、政法局……也多藏身在石板小巷的石头屋子里，与寻常百姓家为邻。若不是门口悬了招牌，谁能相信这些是政府“衙门”？

在寒风中下山城，来到黄河边。渡口挤满了回山西的老乡。有的牵扯着羊羔，有的搂着生羊皮，有的扛着大红枣，都图陕北土产山货便宜。一脸精明的山西人做买卖，多是好手。自古以来，山西多商贾，在北方各省，也都设有山西的商号和会馆，生意场上逊一筹的“老陕”无奈，只好送邻居一个“九毛九”的雅号。因为说山西人打算盘精到，讨价还价时一分钱也不轻易让过哩！

眼看站一河滩的半百人，一个不剩地上了船，舱里还有空余地。掌舵的船公遇了好生意，话也颇多，说如今的铁船真好，不光宽敞，载人多，而且有马达推动，再不用像过去使木船时那样死命地摇橹划桨，去和急流拼搏了。船公又指着来势汹涌的满河浮冰，对我说，小渡口如今仍有木船摆渡，但若遇上这漂河冰的季节，便不敢下水了。那木板船哪能像我这铁船，经得住冰块磕碰？！

一条长长的黄河晋陕大峡谷，滋生了五谷，也滋养了河两岸的百姓人家。若论山川形势，或许比不过长江三峡的多姿风采，但它自有浑厚莽然的气势，还藏匿一段段世人不知晓的风韵。头一回走峡谷，遇上冰天雪地，实在太艰难了些，若有机会，我还想走一回，去细细品味这条大峡谷的风采。

龙羊峡

府谷

黄河岸五十里画廊

青海积石峡

龙门

晋蒙大峡谷

公伯峡

1994年的佳县渡口

碛口码头上的巡逻队

青海循化

到了2004年，我和李胜利两人，开车沿着唐蕃古道来到黄河源头的扎陵湖。2005年，我来到黄南州的泽库县黄河和日峡谷；2007年，我和李少童老师，李胜利，马向群又驱车游走了黄河上游的龙羊峡、公伯峡和积石峡。我称之为“黄河三峡”。这三峡的地貌，植被，民情……都别有风味。黄河中上游的诸个峡谷的图像编辑，将是我余生的课题。

客家人的河

说起汀江，可能会有不少人觉得陌生，其实这条江和潮汕人的故乡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那条流经潮汕地区的韩江的上游，就是汀江。

有趣的是，同是一条大河，却以省界为分野，处于福建闽西境内的被称之“汀”，而处于广东粤东境内的叫做“韩”。而汀江流域，几乎全是客家人的祖居地，所以人们又称汀江为客家人的河。

汀江，即是福建省四大水系之一，也是福建省第三条大江，还是福建唯一通往外省的航道。汀江流域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汀江发源于宁化治平赖家山将军凹，流入长汀境内，穿过龙门，流经长汀县城，经武平县店下，再经羊牯的回龙，直通上杭，经永定县峰市入广东。然后在三河坝与梅江汇合称为韩江。主流在汕头市的澄海县入海。汀江全长328公里。其中福建境内285.5公里。

2004年6月中旬，我背着行囊，拿着导游书，乘坐长短途的公共巴士、三轮车、摩托车，穿行于汀江两岸城镇乡村；搜寻古汀州历史遗存；住进客家人的古宅和围屋，天天吃客家饭菜，饮客家黄酒……十日汀江之旅，收获颇丰。如果说流连忘返，绝不是矫情，因为那一片客家乡土，的确还充满着朴素、安详、恬静的气息……

从1800多年前的晋代“八王之乱”开始，中原黄河一带的汉人就开始大量南迁。后来又经历唐末黄巢起义军血洗中原的恶行，尤其到了北宋和南宋的末年，北方强悍野蛮的游牧铁骑横掠中原，南迁的难民更多，几乎占了当地人口的十之六七。这些离乡背井的中原人历尽千辛万苦，几经辗转，最后来到闽西、赣南、粤北的深山老林定居。有一首民谣对此历史事件说得很得体：“要问客从哪里来？客家来自黄河边。要问客家哪里住？逢山有客客住山。男子出门闯天下，女子持家又耕田。”

闽西一带习惯称汀江为“客家母亲河”，因为在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是汀江水哺育了流域内上百万的中原移民；尤其在宋代汀江航运开辟之后，更为闽西客家带来了无限的商机和远渡东南亚寻找生机的机会。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开辟汀江航运的竟然是那位宋朝提点刑狱官宋慈。宋慈是谁？就是前年在香港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洗冤录》的主角啊。那是在宋朝绍定五年，也就是公元1232年，宋慈走马上任长汀知县。上任初，他先了解民生民意，看到奸商操纵盐业，时常抬高盐价，使得百姓为食盐不堪其苦。宋慈究其原因，原来长汀食盐都是从福州经过闽江航道至永安，再转为长途山路驮运，因而给了奸商获得长途贩运的暴利。于是宋慈继续考察，探明汀江至韩江水路实情，果断开辟从广东潮州运盐到长汀的航运。这样做，缩短运盐的路程，除去了艰难的山地驮运，大大降低盐价，百姓当然欢喜。此后，不光运盐，几乎所有的货物都能通过汀江往来于潮州与长汀之间；汀江与韩江的航运得到历史上最长足的发挥。长汀也逐渐成为闽西与赣南的繁华商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