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术诞生200周年之际，映Studio联络世界各地行业关键人物，结合访谈与实地考察，从影像、器材与档案中，重构摄影史的深层图景。
史蒂文·萨森 (Steven Sasson) 和数码相机原型机
©️伊士曼柯达公司
史蒂文·萨森（Steven Sasson） ，1950年出生于纽约，全球首台数码相机的发明者，公认的“数码摄影之父”。 1975年，年仅25岁的萨森在柯达实验室中，将CCD传感器、手持电影镜头与磁带录音机耦合，组装出一台重约8磅的原型机。在那个由银盐媒介统治的时代，他率先完成了便携式数字成像与电子化显影体验的成功演示。
在其长达35年的柯达职业生涯中，萨森不仅定义了现代数码单反相机（DSLR）的基础架构，更亲历了影像技术从原子向比特跨越的历史进程。 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其颁发“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从最初那个制造一台“彻底告别机械运动”照相机的实验室构想，到如今被AI重塑的影像时代，萨森始终以工程师的严谨与人文主义的温厚，守护着摄影这门“留存记忆的崇高职业”。
第一部分：历史与起源
令胡歌：萨森先生，2026年是尼埃普斯拍摄《窗外的景色》200周年。如果时空可以折叠，您得以在1975年的实验室里与1826年的尼埃普斯通话，您会如何向这位使用沥青和薰衣草油的前辈解释您手中那个8磅重的“电子盒子”？您认为从原子到比特，摄影的灵魂改变了吗？
史蒂文·萨森：影像记录的过程，本质上是让入射光在某个表面上产生的瞬间效应变为永久。通过光线迫使入射表面发生材质或物理上的改变，光影图案得以保存。
尼埃普斯依赖的是由聚焦影像的入射光所引发的化学变化；而在我的原型机中所使用的硅传感器，则依赖于电子从硅材料的晶格中被激发并产生位移。我预计，对这一过程的解释必须包含一些在他那个时代尚不为人知的材料科学知识。
归根结底，这一系列过程所做的，只是让光线影响了影像“照射”到的材料中的电子状态。保存这种状态的改变，就是摄影“传感器”的工作。在化学摄影中，这种保存是通过材料永久性的化学状态改变实现的；而在数字传感器中，这表现为电子迁移率的暂时改变，并将这些移动的电子永久存储在专门设计的结构（存储单元）中。
至于摄影的灵魂，在我看来，它始终如一，只是通过不同的物理过程来实现而已。
数码相机原型机©️伊士曼柯达公司
令胡歌：我们都知道乔伊·马歇尔（Joy Marshall）女士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数码肖像模特。在那张照片数据写入磁带的漫长23秒里，实验室里是一片死寂还是充满了机器的噪音？您当时脑海中是在祈祷成功，还是已经在构思如何改进那个复杂的A/D转换器？
史蒂文·萨森：拍摄乔伊·马歇尔的那第一张照片，是我第一次把相机从展开状态折叠起来带出实验室。我把它带到了实验室综合大楼的另一个房间，乔伊当时正好坐在那里。图像是在1/20 秒内完成“捕捉”并存储在相机内的RAM 内存中的，随后才被传输到磁带盒中进行更永久的存储。当我回到实验室时，通过观察磁带盒的转动，我能判断出图像正在被记录。当磁带停止转动后，我从原型机中取出磁带盒，将其放入播放设备中。
数据被读入基于计算机的播放设备，经过大约8 秒的“处理”后，影像显示在连接到播放系统的普通电视显示器上。尽管由于我的一个设计失误，这张最初的影像并不完美，但图像中已经有足够多的部分可以被识别，证明了设备的大部分功能运行良好。看到这个结果，尽管有缺陷，我们仍然非常高兴。随后那个错误被修正，完整的影像便显现了出来。
这一切发生在1975 年12 月初。那个实验室是一个安静的地方，位于实验室综合大楼走廊尽头的一个小房间里，那里被称为“柯达器械部研究实验室”（KADRL）。我和我的技术员同事吉姆·舒克勒（Jim Schueckler）一起在那里工作，亲手让这个设备诞生。甚至在1976 年冬春之际向来自全公司各地的柯达管理人员进行演示时，我们也一直在致力于改进这个摄影系统（包括相机和播放系统）的性能。
打开状态下的数码原型机（这是调试原型机时的常态）
©️伊士曼柯达公司
令胡歌：您的原型机没有屏幕，为此您不得不发明了一套连接电视的独立回放装置来查看照片。这非常有象征意义——今天，屏幕和相机已经融为一体（如智能手机）。您当时是否预见到，未来人们“观看”照片的时间将远远超过“拍摄”的时间？
史蒂文·萨森：在电视屏幕上查看捕捉到的影像，在当时是有争议的。传统上，消费级影像通过制作纸质照片来查看，许多人认为消费者不会喜欢以电子方式查看它们。他们对“电子相册”的概念深表怀疑。如果没有纸质照片，就没有便捷的方式来保存记忆。由于当时个人电脑尚未问世，这种方式让“电子或数字摄影”的概念显得更加不切实际。此外，基于NTSC 制式（美国标准）的电视机所能提供的图像质量，也远不如胶片生成的冲印照片。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当时人们非常怀疑这种方法是否具有实用性。我对这些质疑的唯一回答是：这种方法所依赖的电子技术正在飞速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挑战终将被克服。在我于柯达剩余的35 年职业生涯中，我一直致力于这种摄影研究，并有幸见证了数字摄影成熟为实用的消费类产品。
用于从磁带中重构记录的数字数据，并在普通电视上显示的回放系统。
©️伊士曼柯达公司
相机性能示例。左侧的这张测试图像“男孩与狗”是柯达评估成像系统的标准测试图，右侧是其通过原型机拍摄在电视上的显示效果。 ©️伊士曼柯达公司
令胡歌：尼埃普斯的原作锡板至今尚存。然而，据说记录您第一张数码照片的那盘磁带，其数据因信号衰减已无法读取。作为数码摄影之父，您是否感到一种讽刺：我们创造了可以无限复制的数字记忆，但这些记忆的物理载体（磁带、光盘、硬盘）似乎比纸张和胶片更脆弱？
史蒂文·萨森：是的，那盘仍留在原型机里的原始磁带，在50 年后的今天已经无法读取了。我不知道它是被刻意抹除的——因为我们当时常这么做，以便重复利用磁带拍摄下一张照片——还是仅仅随时间自然降解了。
当时，我并没有考虑过要保存用这个系统拍摄的任何影像。我更感兴趣的是向柯达管理层证明：这样一个系统可以提供一种无需任何材料或处理成本的摄影解决方案。捕捉并显示消费级影像，它所需要的仅仅是几焦耳的能量。
相比于历史保存，我当时更关注结果的即时性。也许这更多是因为我在做这项工作时只有25 岁。
影像保存（以及影像检索）已经成为了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正由同样的数字技术在解决。既然现在云存储和人工智能（AI）赋予了我们甚至无需亲眼查看就能检索和识别影像的能力，我猜想，在大多数消费者眼中，这个问题或许已经得到了解决……也许吧？
令胡歌：据说当您接手CCD项目时，这只是主管给您的一个“填空任务”（Filler Project），并非公司的战略重点。在中国，年轻的研究人员往往面临巨大的KPI（关键绩效指标）压力。您如何看待这种“漫无目的”或由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在推动真正创新中的价值？
史蒂文·萨森：我非常幸运，能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工作，并拥有那样的管理层。我在开始这个项目时，几乎没有任何监管，也没有预设的项目目标。我当时面临的挑战仅仅是：探索公司可能??将这种新型成像设备用于何处。
由于几年前我在伦斯勒理工学院（RPI）完成的研究生学业正属于这一领域，我天生就对这种光敏设备的工作原理充满兴趣。项目耗时大约一年完成，期间只需定期向我的直属主管加雷斯·劳埃德（Gareth Lloyd）汇报进展。
我认为，任何具有前瞻性的组织都需要这类具有风险的项目。在这种研究方法下，我经历过许多次的失败，犯过很多错误，但我成功的部分已足以引出一系列关于“摄影未来可能性”的新问题。
在1976 年柯达内部举行的系统演示中，面对诸多质疑和挑战，我并不能给出多少现成的答案。但我能够在那间会议室里，当场为参会者拍照并立即展示出来。虽然系统很简陋，但它运行得足够好，以至于在那些管理人员心中引发了“好奇与不安”——因为他们亲眼看到，在没有胶片或相纸的情况下，自己刚刚拍摄的影像就那样显示在屏幕上。
我认为，前瞻性研究的职责，就是针对“未来可能是什么样”这一命题，提出好的问题。
令胡歌：传说第一张图像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是一团杂乱的噪点，直到您手动反转了线路连接才显示出人脸。这个瞬间是否是数码时代的一个隐喻：与模拟时代逐渐褪色的“模糊美”不同，数字世界是二元的——它要么完美，要么完全不可读？
史蒂文·萨森：是的，在实验室外拍摄的第一张影像在初次查看时确实是“失真的”。我在设计磁带系统的播放读取电路时犯了一个错误。当我设计相机时，我是以串行方式记录每个像素的比特位（在磁带上）的：从最高有效位（MSB）开始，随后是次高位，以此完成代表每个像素灰度值的4 位二进制数据。然而，当我在几个月后设计播放电路时，我误以为第一个比特位是最低有效位（LSB）。我把每个像素的比特顺序搞反了。
当第一张图像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所有全零（黑色）的像素都是正常的，因为顺序无关紧要；全一（白色）的像素同样渲染正确。但是，所有代表黑白之间灰度值的像素都被错误表达了。
当时乔伊的那张照片还是可以辨认的，因为她的头发（黑色）和背景（白墙）显示正确，但面部像素的中间色调全乱套了。我们可以断定像素的位置是正确的（这是巨大的成功），但部分像素的值是不正确的（所以这不是一张好照片）。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找出问题所在，随后修正了错误，第一张照片才得以正确显示。
第二部分：柯达遗产
令胡歌：在中国，柯达的故事是商学院必讲的案例。当高管们问您“为什么要在这个小屏幕上看照片”时，您认为这仅仅是傲慢，还是因为当时的“相册文化”实在太强大了，以至于人们无法想象另一种可能？对于今天那些身处大公司内部、手握颠覆性技术却面临体制阻力的中国年轻工程师，您有什么生存建议？
史蒂文·萨森：在企业界，对变革（尤其是重大变革）的抵制是自动发生的。我认为这与成功企业拥有既定文化有关，且公司的成功往往归功于这种文化。支撑这些文化的实践和信念很少能被成功挑战。一个新想法或新方法，不可避免地会根据“让公司获得历史性成功的因素”来衡量。当我开始在那里工作时，柯达在摄影界已经占据了约80 年的统治地位。它建立并确立了摄影流程及其背后的技术。客户对他们正在使用的系统很满意，并未要求变革。
1976 年，当我演示原型相机系统时，我被问到：“你试图解决什么问题？”当然，我并不是在针对当时已经成熟的系统，我是在提出另一种可能的方法，这种方法并不一定依赖于公司八十年来精心开发的技术。对于一家老牌公司来说，这样的改变极具风险。尽管两种方法的目标是相同的（为消费者提供简便、可靠且廉价的摄影流程），但其一（胶片）是已知、盈利且被接受的；而另一种（电子）是不成熟、盈利未知且优势存疑的。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说，选择很简单……坚持你所熟悉的。
请注意，那是在1976 年，没有互联网、没有个人电脑、没有网络，也没有电子照片打印技术。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柯达开发了大量围绕数字影像的技术，但未能建立起基于这些技术的盈利业务。它在该领域的利润仍然依赖于能带动材料销售（如打印照片）的电子设备。柯达的人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傲慢”，他们只是无法预见如何通过这种新方法，取得像旧方法在历史上那样辉煌的成功。
对于老牌组织内部的年轻创业者，我的建议是： 将你的新构想与你旨在颠覆的既定文化进行对比。不要花时间去指责现有系统的缺陷，只管推广新方法的优势，尽可能使用在文化上可接受的术语来提出你的观点。比如当我提议将数字图像存储在磁带盒上时，我提议每个磁带存储30 张图像（介于当时最常见的24 张和36 张胶卷规格之间）。其实我可以在技术上做到一个磁带上存储数百张图像，但为什么要让这个概念显得更加遥远呢？不要挑战你的企业文化，要利用它。
伊士曼柯达公司技术报告封面（1977年）。 该报告详尽记录了世界首个便携式数码摄影系统及其原型机的研发细节。©️伊士曼柯达公司
令胡歌：您的专利（No. 4,131,919）为柯达赚取了数十亿美元，但在公司最后几年，它严重依赖对苹果和三星等公司发起专利诉讼来维持收入。看到您的发明从“改变世界的产品”变成“法庭上的武器”，您个人的感受是怎样的？
史蒂文·萨森：首先，请允许我纠正一下你的问题。当21 世纪初专利授权之战开始时，第4,131,919 号专利已经不再有效了。那是1976 年演示的原型机系统所获得的专利，于1978 年在美国获批。它从未参与过你问题中所提到的那些专利诉讼。
你指的可能是第5,016,107 号专利——“利用图像压缩和数字存储的电子静止相机”，该专利于1991 年5 月在美国授予我和罗伯特·希尔斯（Robert Hills），它描述了现代数字单反相机（DSLR）的基础架构。这项专利连同柯达另外三项美国数字影像专利（5,164,831、5,493,335、6,292,218）构成了21 世纪初许多诉讼的基础。作为柯达公司诉讼团队的一员，我深度参与了这些法律行动。我在几起案件中接受了宣誓证词（deposed），并曾三次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听证会上出庭作证。
通过参与这些行动，我学到了大量关于美国专利授权和诉讼流程的知识。我必须说，这段经历与我从事研发和产品开发的初衷完全不同。
我理解公司必须保护其知识产权，而柯达在数字影像专利组合的诉讼和授权方面非常成功，这为公司在困难时期提供了急需的收入。我也看到了此类诉讼活动的成本之高，这些开支是非常惊人的。尽管我更希望这些资金流向产品研发而非诉讼费用，但在当今时代，对于大公司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选择。
令胡歌：您在柯达工作到了2009年，亲眼目睹了公司从辉煌到申请破产（2012）。在现代中国职场，频繁跳槽是常态。是什么让您选择坚守这艘正在下沉的巨轮这么久？是对公司的忠诚，还是对“数码影像”这一未竟事业的执着？
史蒂文·萨森：是的，我在2009 年正式退休，但随后又以顾问身份受聘回公司，继续协助处理专利授权和诉讼事务，直到2012 年。在柯达工作35 年是我个人的选择。自1975 年开发出原型机以来，我一直致力于推动数字摄影的发展。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从未离开过这个领域，我亲眼见证了这一重大行业的转型，并在某些方面帮助塑造了它。
柯达是一个非常值得为之工作的伟大公司。世界上一些最顶尖的成像专家（包括胶片和数字领域）都在那里工作，与他们共事并向他们学习是我的荣幸。在这35 年里，我所掌握的所有关于成像的知识，都源自我的柯达朋友和同事。
在我看来，摄影及其相关成像技术的发展是一项崇高的职业。它赋予了人们交流和保存记忆的能力，而记忆最终往往是人们最珍贵的财产。
令胡歌：在大众数码相机普及前，柯达曾推出基于尼康机身的DCS专业数码单反系列，售价极高。您当时如何看待这种“胶片机身+数码后背”的怪异组合？它是一个必要的妥协，还是阻碍了原生数码相机形态的诞生？
史蒂文·萨森：柯达的DCS 计划（Digital Camera System）是公司向专业摄影师引入数字捕捉技术的初步尝试。这是一项重大的努力，旨在将公司在过去十年中开发的（且未向外界公开宣传的）技术转化为产品。这项由吉姆·麦嘉维（Jim McGarvey）领导的技术项目，引入了许多围绕数字单反相机（DSLR）的基础概念和架构。
在整个20 世纪90 年代，柯达的百万像素传感器以及定制的电子和软件创新都被融入到了这一系列相机中。最初的相机基于尼康机身，是因为柯达当时在专业相机市场并未立足。对于这些新型数字相机的专业客户来说，他们更信任尼康的品牌，因此我们购买尼康机身并进行改造，加入柯达的图像传感器和电子设备，将这些原始的“胶卷”相机转变为数字相机。
这些客户能够负担得起这项技术所要求的高昂价格，并且非常看重通过数字链路将影像立即传回出版商的能力。柯达在1994 年左右也开始使用佳能机身。我不认为这种方式抑制了消费级相机的开发。事实上，苹果电脑公司（Apple Computer）在1994 年邀请柯达为他们设计并制造了其第一款消费级相机（用于配合他们的Mac 电脑），即Apple QuickTake 100。此后不久，柯达从1995 年的DC 40开始，以自己的品牌销售消费级相机。
柯达在这些专业和消费级相机中引入的技术都是世界领先的，但在这一细分市场中实现盈利非常困难。柯达在2002 年退出了专业相机市场（最后一款相机是DCS Pro 14n），并在约10 年后的2012 年退出了消费级相机市场。
像素信号转换与数字存储时序图。 时序图揭示了1975年数码相机原型机的底层工作逻辑。它展示了CCD 传感器输出的模拟电压信号如何经过采样、保持，并最终被量化为4位（16级灰度）的数字编码。每个像素的转换与写入仅耗时2.5 微秒，这一精确的时序控制构成了现代数字成像技术的逻辑基石。©️伊士曼柯达公司
令胡歌：回首往事，有没有哪个具体的时刻（或许是80年代的某次会议），让您觉得“如果当时柯达做了那个决定，他们今天可能就是苹果或索尼”？
史蒂文·萨森：我不确定是否能精准地指出某一个决定。这是一个跨越了大约25 年的故事。相比于对新道路说“不”，这更像是一种无法放手传统业务的倾向。
根据你在公司所处的职位不同，这个问题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的答案。作为一名研发人员，即便是在20 世纪80 年代，我对公司围绕8 毫米视频摄像机（8 mm video camcorder）活动的一些投资决策就有着强烈的感受。当时公司在许多基于新材料的业务上进行了尝试，比如喷墨打印、热敏打印、电子摄影打印（静电复印）。所有这些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我们在其中每个领域持续投入的能力似乎都比较匮乏。没有任何业务能与摄影胶片的盈利能力相提并论，新业务也经常被拿来与之比较。
1996 年，柯达和整个行业对APS（先进摄影系统）胶卷格式进行了巨额投资。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显然是维持传统胶片摄影的最后一次尝试，因为当时数字感光相机（数码卡片机）的分辨率和成本已经开始达到合理的水平。也许在那个时候，选择投资一家成熟的电子公司会是更好的选择。
我当时不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但我当时非常确定什么是“错误”的答案。
第三部分：AI与伦理
令胡歌：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全球的年轻人都类似）非常依赖手机的“美颜”和“AI消除”功能。您曾说过“照片中没有共享的真相”。在AI可以随意生成逼真图像的今天，您认为“摄影”（Photography，原意为“光之书写”）这个词是否已经过时了？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新的词汇来定义这种“算法生成的图像”？
史蒂文·萨森：人工智能（AI）确实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关于电子影像（包括静态和动态）的假设。AI 生成的影像是基本源自于它所接受过训练的、先前存储的大量影像。因此，我认为它是根据用户的特定要求，从许多先前存储的影像中“重塑”而成的摄影。
显而易见，这些 AI 影像是不同于最初捕捉到的原始影像的，并且应当被明确标识出来。一种代表了曾经发生过的某个瞬间，而另一种则是请求者想象力的产物。
我认为我们目前尚未就这些“想象出来的创作”达成一个统一的称呼，但它显然是“摄影”中一个独特的分支。
令胡歌：当现代手机拍摄夜景时，它们实际上是瞬间拍摄了多张照片并合成为一张（计算摄影/HDR）。在您看来，这仍然是“记录瞬间”吗，还是已经变成了一种“数字绘画”？
史蒂文·萨森：在你提到的这个例子中，我认为它仍然属于摄影。
毕竟，你对一个静态场景的感知，本身就是由一段持续时间的曝光以及对场景的解读所构成的。你的大脑会在一段时间内对输入的信息进行平均处理，试图去解读那个真实的“低光”场景中到底有什么。
手机相机只是定期刷新其传感器，并将捕捉到的序列叠加起来以导出图像。它这样做是为了帮助降低在捕捉低光场景时固有的随机噪点。我不认为这个计算步骤增加了任何新信息，它只是在尝试消除捕捉过程中固有的噪点，就像你的大脑在专注于“低光”场景时所做的一样。
令胡歌：1975年的原型机是一台纯粹的记录机器。现代相机（如智能手机）是一台会“思考”的计算机；它们会在我们按下快门前就帮我们决定曝光、色彩甚至构图。作为发明者，您觉得人类摄影师的自主性（Authorship）是否正在被算法剥夺？
史蒂文·萨森：我认为，如果摄影师能够自主开启或关闭相机在拍摄能力上提供的任何“辅助”功能，那么摄影师依然掌控着整个过程。这些算法的存在，是为了帮助摄影师更轻松地获得理想的结果。
虽然有些算法深深植根于拍摄过程中且无法被绕过，但这些步骤的存在是为了补偿设备本身固有的某些缺陷（例如传感器成像的不均匀性）。除了在某些科学应用领域外，这些相机辅助功能通常都是有益的。
令胡歌：面对深度伪造（Deepfakes）的兴起，Adobe等公司正在推广C2PA标准（内容真实性倡议）。您认为相机硬件是否应该在传感器层面内置某种“数字签名”，以证明“这张照片代表真实的光线，而非AI生成”？
史蒂文·萨森：这超出了我的专业知识范围，但作为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影像的人，我很想知道我正在查看的影像究竟是源自一个真实的事件，还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场景。任何能让这一点变得易于辨别的方法，我都会觉得非常有用。
令胡歌：您将影像从物理载体中解放了出来，让流转变得零成本。但这也导致了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和人脸识别。当您在1975年看着那个镜头时，是否曾担心过这一天——人类将彻底失去“不被记录”的自由？
史蒂文·萨森：我1975 年的工作重心是创造一种摄影流程，使其能够比当时的流程更具优势。当我1976 年为原型相机项目撰写最终技术报告时，我加入了一段关于我当时想法的描述。那段名为“未来的相机（THE CAMERA OF THE FUTURE）”的段落以这样一句话开头，概括了我的初衷：
“本报告中所描述的相机代表了一种摄影系统，随着技术的进步，它可能会对未来拍摄照片的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 柯达技术报告H-001478-WU，1977 年1 月12 日
尽管1976 年举行的多次会议触及了这种方法的许多可能应用，但当时并不具备当今技术进步的视角。在我保存的一些1976 年关于未来可能应用的会议记录中，确实列出了监控应用（针对当时的传感器配置及未来的高分辨率传感器）。
但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当时从未考虑过视频监控在未来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
第四部分：未来与全球视角
令胡歌：中国并没有经历漫长的大众胶片普及时代，而是直接跨越到了数码和移动影像时代。您如何看待像小米、大疆（DJI）这样的中国公司在影像技术上的激进创新？您有没有关注过来自中国的摄影作品或影像技术？
史蒂文·萨森：毫无疑问，中国的技术和制造发展推动了现代影像设备性能的提升，并降低了拥有成本。自2009 年从柯达退休以来，我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密切关注行业动态，但我目前拥有的许多设备都源自中国。
这些影像设备的性能提升之快，以及多年来拥有成本下降之巨，一直令我感到非常惊讶。我回想起1975 年研发原型机时，曾暗自心想：如果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一台拥有一百万像素的相机，那我就算非常幸运了。
显然，我是非常幸运的！
我想这证明了那句老话：“工程师往往会高估他们在5 年内能成就的事，而低估他们在20 年内能成就的事。”我想我们还可以再加一句：“而对于他们在30 年内所能成就的事，他们甚至会感到不敢置信。”
令胡歌：记录显示您曾关注或参与过中国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相比西方，您是否感受到中国摄影爱好者对“器材”和“技术”有着一种近乎狂热的特殊情感？
史蒂文·萨森：我已经很久没去过中国了。
不过，在2006 年，我曾荣幸地获得了北京大学颁发的一个奖项：“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荣誉教授”。我记得当时在校园里走了一段路，那里学生的专注和敬业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令胡歌：听说徕卡曾赠送给您一台钛合金版的M9相机（第400万台徕卡相机）以致敬您的贡献。作为一个电子工程师，您如何看待徕卡这种代表“机械与光学极致”的品牌向“数码之父”致敬？这是否象征着机械与数字两个时代的正式和解？
史蒂文·萨森：是的，我很荣幸能在2010 年收到徕卡赠送的这台特别版钛金M9 相机。你说的没错，它的机身上确实刻着“4,000,000”这个编号。
我必须承认，我甚至不敢把它从包装盒里拿出来，因为它真的是一件“艺术品”。能与徕卡公司的同事们见面并得到他们的认可，我深感荣幸。
回想起1975 年，我常在实验室里和那些机械工程师们开玩笑，说我正试着制造一台“彻底告别机械运动”的相机（注：萨森在1975 年提出的这个概念，实际上预示了后来无反相机乃至智能手机摄影的终极形态。这种对机械复杂性的“电子化消解”，正是数字摄影最核心的革命性。）那曾是一场有趣的小竞争。因此，能得到徕卡那些“机械魔术师”们对我工作的认可，对我而言是一份非常特别的回忆。
令胡歌：如果请您设想2075年（即您发明数码相机100周年）的相机，它会是什么形态？它还需要镜头和传感器吗，还是会直接连接到我们的视神经？在那个时代，人类还会为了“记录记忆”而拍照吗，还是记忆会被自动记录？
史蒂文·萨森：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之一是《星际迷航》（Star Trek），你的问题让我想起了那部剧中所展现的关于未来技术的构想。
我预计50 年后，电子影像将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我不确定是否会出现与人类的生物整合，但对于那些有视力障碍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种可能。我预计届时摄影仍将是一项备受珍视的活动，因为它关乎对过去经历的保存——毕竟，还有什么比记忆对人们来说更重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