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术诞生200周年之际，映Studio联络世界各地行业关键人物，结合访谈与实地考察，从影像、器材与档案中，重构摄影史的深层图景。
岛田健（笔名：陆田三郎）
岛田健（笔名：陆田三郎） 1950年生于日本，资深媒体人，曾长期驻京。他深耕中国国产相机研究数十年，足迹遍布中国绝大多数省份。通过《中国古典相机故事》、《红旗271奇迹》等著作，他不仅详尽梳理了“红旗”、“海鸥”、“东风”等品牌的工业史料，更以独到的文化视角，剖析了中国相机产业在特定时代的体制特征与自主构想。作为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会员，他致力于中日影像文化的深度译介与研究，是连接两国相机史学界的重要桥梁。
一、初识影像：童年与摄影的开始
令胡歌：您第一次接触照相机或照片是在什么时候？当时的情景和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岛田健：大概是在小学高年级，也就是十岁左右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台儿童用 120 画幅的相机“FUJIPET”。我确实亲手使用过它。以孩子的视角来看，我觉得这是一台非常容易上手的相机。那时拍摄的照片现在还保存在家里的相册中。这款“FUJIPET”，正是后来中国“劳动”牌相机的原型机。
令胡歌：您的摄影兴趣是在怎样的环境中逐渐培养起来的？童年或少年时期，有没有某位亲人、偶像或者一次特别的体验启发您爱上摄影？
岛田 健：我母亲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舅，爱好摄影。他所钟爱的相机是一款当时非常受欢迎的、价格便宜又成像优秀的双反相机“RICOHFLEX”。他会在家里自己冲洗胶卷、放大打印。看着他这些样子，我从小就觉得拍照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舅舅还曾举办过他记录喜马拉雅登山的幻灯片放映会。
令胡歌：您人生中拥有的第一台相机是什么型号？它有什么来历，在您的记忆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或故事？
岛田 健：这一点与第1条回答相同。在FUJIPET之后，我也使用过父亲后来购入的“Canon 7”。直到现在我仍然保有这台相机，而且经常使用。在我看来，它是日本推出的旁轴测距相机中的名机。
令胡歌：随着年岁增长，摄影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在成为驻外记者之前，您是否想过将摄影变成自己的职业或更严肃的追求？
岛田 健：在我十四岁左右、读初中时，有位同学曾把“Nikon F”带到学校。我当时心想它比父亲的Canon7 更帅气，很羡慕。到了高中，我对摄影和相机的兴趣更加浓厚，但并没有想过要成为职业摄影师。
令胡歌：回首早年，您是否保存着自己童年或青年时期拍摄的照片？其中有没有哪一张让您至今珍视，承载着特殊的记忆和故事？
岛田 健：我在小学、初中、高中时期拍摄的照片至今仍然保存着。其中有些照片的拍摄情景，我至今都记得非常清楚。
二、中国缘起：中国相机的发现与初步接触
令胡歌：您是因工作来到中国的吗？初到北京时，对九十年代中国的摄影氛围和本土相机现状有哪些印象？
岛田 健：1992年，我作为北海道新闻社的驻北京记者来到北京，并在此生活到1995年。刚到不久，我就开始订阅《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当时日本只有摄影、相机类的月刊杂志，却没有这样的报纸，所以让我既惊讶又新鲜，每一期都从头读到尾。
当时中国相机的技术水平并不算高，但我被中国摄影爱好者对摄影和相机的热情深深打动。这些报纸中还刊登大量关于相机收藏、中国相机史的文章，我读得津津有味。现在回头看，那正是中国开始兴起相机收藏热潮的时期。
令胡歌：在北京工作期间，您是如何第一次注意到中国本土生产的相机的？有没有什么契机或瞬间让您对中国国产相机产生了兴趣？
岛田 健：因为阅读两份摄影报，我很快就知道了许多中国制造的相机。而事实上，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9年。当时在上海的工业展览馆和友谊商店里，我见到过“海鸥”双反、“东风”等相机，从而第一次认识到中国相机的存在。
后来因工作被派驻北京，我拜访了赵俊毅先生在亮马河开的店，与赵先生成为好友。这可以说是让我真正深深被中国相机吸引的起点。
令胡歌：您还记得初次亲手使用或购买中国相机的经历吗？据说您当年在北京购买国产相机时曾遇到新品连续出故障的情况，能否请您讲讲那次经历，以及它对您看待中国相机的影响？
岛田 健：第一次买的中国相机是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因为我当时在赵先生的店、以及各家信托商店里，一口气买了许多相机。如果硬要说，大概是“上海201”这种折叠式相机。在当时的日本，人们知道海鸥双反，但对这种相机并不了解。
至于有好几台全新的相机都不能正常工作这件事，我当时只是冷静地想：“中国的相机检验标准可能不够严格吧。”虽然意外，但并未感到愤怒。
多亏朋友的好意，我终于弄到了“上海201”的早期型号
令胡歌：上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相机在工艺和品质上与国际品牌相比还有差距，但您并没有因此看低它们。是什么让您觉得这些笨重且常出小毛病的相机背后蕴藏着独特的价值和魅力？
岛田 健：当时的中国与日本以及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实力、技术能力上差距很明显，因此我对中国并没有居高临下或轻视的想法。相反，我觉得“中国很努力”。我很冷静地想了解：中国究竟制造过哪些相机？成像如何？背后又有什么故事？
在日本也颇具知名度的“珠江S-201”。外观与尼康F相似，但镜头卡口采用美能达规格
令胡歌：在北京的几年里，您利用业余时间四处寻访中国相机的踪迹，比如逛旧货市场淘弄老相机、拜访本地的相机收藏家。能否分享一两个当时遇到的有趣的人和故事？
岛田 健：在北京，我与赵俊毅先生、沈铭先生，以及上海的赵振新先生相识，对我来说极其重要。让我惊讶的是，中国竟然有这么热心研究与收藏国产相机的人。逛遍许多信托商店也非常有趣。
我被派驻的1992年，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那一年。赵先生他们的活跃、信托商店的繁荣，我都亲切地感受到那是改革开放加速带来的变化。
令胡歌：经过那段驻华岁月的经历，您是否意识到自己开启了一段特殊的研究之旅？当初单纯的兴趣爱好是如何发展成日后系统的研究和写书计划的？
岛田 健：我没有特别明确地想过要对中国相机做系统性的研究或收藏。不过，随着日本杂志陆续邀请我撰写关于中国相机的稿件，我的兴趣和视野似乎自然拓展了。从国际水准来看，中国相机的质量并不算高，但我更想知道：为什么中国各地的厂家会参与制造相机？又是怎样的过程？
三、田野与文献：研究与写作过程的艰辛与乐趣
令胡歌：回到日本后，您如何延续在中国开启的这项相机研究？您是否持续通过往返中日、通信等方式搜集中国相机的资料和实物？
岛田 健：我于1995年返回日本。当时在日本几乎完全找不到关于中国相机的系统资料。因此，我一方面整理自己在北京三年间所收集的档案与中国研究者口述的内容；另一方面尽可能在日本搜集能够查到的中国资料，以此积累相关知识。我也获得了《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的过刊，这些内容对我帮助极大。
此外，我尽量争取机会再到中国实地走访，参观相机市场与相机店，与研究者见面，并查看他们的收藏。当时中国国内的相机研究与收藏活动正在迅速活跃，我逐渐意识到：最重要的，始终是“去现场”。
另外，日本的摄影与相机类杂志开始越来越多地向我约稿，邀请我撰写关于中国相机的文章，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
令胡歌：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研究过程中，您遇到过哪些困难与挑战？比如资料缺乏、语言障碍，或者需要核实历史细节时，您是如何克服这些难题的？
岛田 健：坦率地说，我深知自己的中国相机研究水准并不高。原因之一，是我在调查能力与语言能力上的不足。这一点三十年前是如此，现在也没有太大改变。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具有特殊的情况：中国相机工业、制造厂的历史、实绩以及统计资料并没有充分公开。因此，与欧美或日本对蔡司、徕卡、禄来、尼康、佳能等相机的研究相比，我的研究水平显然要低得多。中国的研究者们对此应该感受更深。
令胡歌：能否举一个令您印象深刻的例子，来说说您是如何寻访线索并最终获取关键资料的？譬如，当您试图确定红旗 20 相机实际产量“ 271 台”这个细节时，是否经历了特别曲折的求证过程？
岛田 健：我知道《红旗271奇迹》这本书在中国相机研究者与爱好者之间引起了一定关注，也理解许多人对“271”这个生产数量存有疑问。我之所以采用这个数字，是因为约 20年前，海鸥集团的官方网站曾刊载这一数据。其页面上也写了“东风”为 97 台。我的依据仅限于此。遗憾的是，这个网页如今似乎已经无法查看。
在现阶段，或许没有任何人能够准确掌握真实的生产数量。如果有人对我在书名中使用这个数字提出批评，我愿意坦然接受。不过，我也曾亲自确认过这项海鸥集团当年公布的数据，因此在我的理解中，把它作为一种象征性的表达方式并非完全不可接受。
中国相机界的巅峰之作“红旗20”
徕卡的Summilux 35mm F1.4镜头及其仿制版——红旗20的35mm F1.4镜头。在全开光圈下拍摄时，成像非常柔和，且轴向彗星像差和光晕现象十分明显。
令胡歌：您在 2005 年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中国古典相机故事》，此后又陆续撰写了《红旗 271 奇迹》等书。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把多年积累的研究结集成书？在写作过程中，哪方面令您感到最棘手，又有哪些瞬间让您体会到其中的乐趣？
岛田 健：我之所以出版这两本书，是因为日本的编辑朋友鼓励我这样做，同时关于中国相机的书籍非常稀少。中国相机方面虽然已有Douglas St. Denny先生的名著，但我在自己的书中更着力于“中国相机与先进国家相机的比较”以及“实际使用后的感受”。此前几乎没有这样的书。
写书意味着将自己的知识与能力暴露于世人面前，也可能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但能把一般人不太了解的中国相机介绍给世界，这是我微小的喜悦。
岛田健先生的两本中国相机著作
令胡歌：作为异国作者，在讲述中国相机的故事时，您是否需要顾及文化差异？您如何确保既精准还原史实，又能让不同背景的读者都读得津津有味？
岛田 健：在文化与历史不同的国家出版书籍，对我而言并没有特别大的心理负担，因为我当时并不知道中国读者会如何看待它。近年来，我开始了解到一些针对我书中内容的批评，我认为这是好事。例如，对“271”这个数字的准确性，或《红旗271奇迹》中涉及江青参与部分的质疑。我会坦然接受这些批评，并希望在今后的文章与发言中更加准确地处理相关内容。
令胡歌：在漫长的研究和写作岁月里，哪一刻令您感到特别欣慰或满足？是寻获了一台梦寐以求的老相机、解开了一个困扰多年的历史谜团，还是收到了读者产生共鸣的反馈？
岛田 健：书出版后，我感到一种“终于把自己与中国相机的缘分记录下来了”的满足感。但与此同时，如前所述，我也感到某种懊悔——毕竟自己知识上的不足也同样被公开给了世人。
令胡歌：您的著作填补了中国相机史研究的空白。作为首位系统记录这段历史的外国学者，您是否感到自己肩负着替这一工业文化保存记忆的使命？当这些研究成果面世后，中国的相机收藏与摄影界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反响或评价？
岛田 健：我绝不觉得自己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与此同时，我逐渐了解到中国国内有许多踏实研究与收藏国产相机的人们。如果我的书能成为他们研究、收藏或出版活动的一点小小刺激，我会感到非常高兴。
去年秋天我在北京、上海见到了许多朋友，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尤其是“红旗20”用户聚会的活动，让我既惊讶又感动。而在那些场合里，得知有那么多人读过我的书，让我非常欣喜。
2025年9月“红旗20”齐聚上海
四、物与人：相机的文化性格与时代回响
令胡歌：您研究过大量不同时期的中国相机。在您看来，这些相机本身是否带有一种独特的“文化性格”？有没有哪一款相机的设计或命名让您觉得它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岛田 健：稍微夸张地说，我认为所有中国制造的相机都带有文化、历史乃至政治性的特质。例子多得说不完。比如，我少年时期最初接触的相机“FUJIPET”，被中国完全照样复制后命名为“劳动”。这样的命名十分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气质。或许希望让使用这款儿童相机的孩子，从小理解劳动的重要性？
中国倾力打造的高端旁轴相机被命名为“红旗20”，而120画幅的单反则被命名为“东风”，这些命名方式也很具有中国的时代特色。
我喜欢的一款叶片快门相机叫“华夏”。这个名字也让人感受到对中华文明的骄傲与尊崇。
令胡歌：相机作为一种物件，背后凝聚着制造者和使用者的故事。您是否认同每台老相机都承载了当年人们的梦想与情感？在您的收藏中，是否有某台相机及其背后的故事曾让您深受感动？
岛田 健：如果要谈“相机中所承载的情感与故事”，我会举例6×8cm画幅的单反相机“神龙”。这是一款完全体现开发者“想创造一台独特相机”愿望的作品。在中国，由个人而非国营单位独自开发相机是极为罕见的。“神龙”是在极其艰苦的努力下诞生的，我对这位开发者怀有深深的敬意。
我同样喜欢135画幅单反相机“紫金山”。1990年代初，我偶然在中国报纸上看到一篇介绍其开发者的文章。文中能明显感受到这位技术人员希望与先进地区如上海一较高下、打造更优秀相机的强烈意志。
令胡歌：20 世纪的中国相机往往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有的甚至带有鲜明的政治寓意。通过研究这些相机，您看到了怎样的时代回响？能否举例谈谈一台相机所映射的当时社会环境或价值观？相比西方或日本制造的相机，您觉得中国相机在精神气质上有什么独特之处？这些独特性是否折射出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历程？
岛田 健：在前文提到的“红旗20”“东风”等相机时，我们无法将其与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背景分开来看。在它们之前的“上海58”也同样与1950年代末的政治高涨密切相关。
如果说得极端一些，我认为绝大多数中国制造的相机都带有政治性。这正是它们与欧美、日本相机最显著的差异之一。
我常常思考：为什么中国会出现那么多地方性的相机制造厂？是不是因为各地之间的竞争意识被激发，从而在不同地区纷纷生产出类似的相机？这种现象在以资本逻辑、以盈利为优先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是难以出现的。
在中国，除了上海和北京之外，其他城市也生产相机。我带着相机回到它的故乡进行拍摄。这是双反相机“青岛”回到青岛
令胡歌：在您看来，人们为什么会对老相机如此着迷？这背后仅仅是对老式工艺和影像效果的怀旧，还是包含了对某个时代生活方式的共鸣？
岛田 健：自从购买Sony α7 II之后，我再也没有买过全新的相机。相反，我获得了大量旧相机与镜头。或许是因为我性格有点偏执，我总是被那些“有使用历史的旧物”深深吸引。旧相机、旧镜头中，蕴藏着先人使用时的喜怒哀乐、命运与故事。触碰它们，会带来一种奇妙而舒适的感受。
此外，当我确认“这么古老的东西竟然依然工作良好”时，那种喜悦非常强烈。
在1990年代初期，于北京与上海的信托商店里，遇见那些“曾被使用过的旧物”——那种心情是无法替代的愉快体验。
不仅是我，世界上许多人都具有这种倾向。古老的汽车、乐器、黑胶唱片等的受欢迎程度从未衰减。
在日本，大型的经典相机收藏并不多见。而“今井收藏”堪称其中的例外。我手中拿的是尼康6mm鱼眼镜头
“PENTAX”与“PENTAREX”。一对奇妙的兄弟
令胡歌：您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中国相机收藏爱好者。您感受到他们为何如此热衷于中国产老相机吗？在这些同好身上体现出怎样的情怀和价值观——老相机对于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岛田 健：我认为中国朋友与我之间并没有差别。我完全理解中国爱好者对相机与镜头的深厚情感。除了疫情期间，我几乎每年都会到北京、上海的摄影器材城造访，查看二手相机店与相机交换会。我既惊讶又感动地发现：有这么多人和我怀着一样的情感爱着相机与镜头。这种热爱是没有国界的。
二手相机店的老板是我的老师
这位“老师”也教了我很多东西
五、相机与记忆：对“ 200 年的回声”主题的回应
令胡歌：1826 年尼埃普斯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被视为摄影史的开端。将近两个世纪以来，相机作为“记忆的容器”不断演进。您如何理解相机与记忆之间的关系？
岛田 健：对于“相机是记忆的容器”这一说法，我完全赞同。也可以将“记忆”换成“记录”来理解。
令胡歌：作为亲历过胶片到数码转换的摄影人，您觉得相机记录记忆的方式和意义在数码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今人人手中都有相机，这种影像的普及对个人和社会的记忆产生了什么影响？
岛田 健：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照片的记录容量呈爆炸式增长。我认为这一点基本上是好事。
然而，数字影像在电脑中被加工的门槛也变得极低。对摄影者的“表达”而言，这是非常强力的工具，但对“记忆”“记录”而言，却同时潜伏着危险。
令胡歌：对于“ 200 年的回声”这一主题，您有怎样的个人解读？通过您发掘的那些老相机故事，您认为在这两个世纪的摄影历程中，有哪些回响是值得我们铭记的？
岛田 健：“200年的回声”是一个分量极重的概念。我希望在不时回顾这两百年影像史的同时，继续认识照片与相机这一珍贵媒介所承担的角色，并坚持拍摄。
令胡歌：摄影不仅记录历史，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集体记忆。作为既当过记者又研究相机史的您，如何看待摄影对社会记忆的影响？在近两百年的摄影史中，您认为有没有某个瞬间或照片极大地改变了我们记录和记忆历史的方式？
岛田 健：摄影所捕捉的“事实”，与社会、大众如何理解这一张照片，其实常常是两回事。
二战战败后，美国麦克阿瑟元帅进入日本。他领导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对日本实行了长达 7年的占领与全面管理。有一天，麦克阿瑟与日本天皇会面。
那张著名的照片中，天皇紧张地挺直身体站立，而麦克阿瑟则双手叉腰、神态放松地站着。
当时，日本国民从小被灌输“天皇是神”。而这一张记录下“麦克阿瑟与天皇会面”事实的照片，却向日本人民揭示了一个震撼的现实——“原来还有比神更高的人存在”。
令胡歌：我注意到您如今在使用现代数码相机拍摄时，喜欢搭配一枚中国老镜头。您为什么坚持这样做？这是否可以看作您在向过去的影像时代致敬，借此将历史与现代进行连结的一种个人方式？
岛田 健：完全正确。高性能的数字相机会非常清楚地呈现旧镜头的“真实实力”，包括先前难以察觉的失真、低对比度等特征。然而，我并不会因此感到失望。
镜头不必只追求“绝对准确地再现被摄体”。失真或对比度不足，同样可以成为照片的魅力。
通过在数字相机上使用中国老镜头，我甚至能够想象、甚至重新体验几十年前中国人民在拍摄时所经历的喜怒哀乐。这种体验非常有趣，也非常令人愉快。
令胡歌：展望未来，下一个百年里相机技术可能继续飞跃发展。在您看来，无论技术如何演进，相机作为承载记忆的媒介这一角色将如何延续？面对未来的影像世界，您对新一代摄影人有什么期望或寄语？
岛田 健：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以近年来数字相机的极快发展速度来看，我们无法想象50年后、100年后相机或照片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但我相信，“记忆”“记录”这一功能不会失去价值。希望未来的摄影者能够借助不断发展的技术，创造出新的影像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