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术诞生200周年之际，映Studio联络世界各地行业关键人物，结合访谈与实地考察，从影像、器材与档案中，重构摄影史的深层图景。
《勒格拉斯的窗外景色》现存最早照片的漂流史
文：令胡歌
引子
1952年，伦敦某处私宅中， 摄影史学者 赫尔穆特·格恩斯海姆（Helmut Gernsheim）从一位寡妇手中接过一块镶在画框里的白镴板 （pewter plate，锡为主的合金板） 。乍看之下，它不过是一面灰暗的金属镜子，什么也看不见。
格恩斯海姆把板子拿到窗边，像端详达盖尔银版照片那样，微微倾斜，让光线以一定角度掠过金属表面——一个模糊的影像缓缓浮现：屋顶、谷仓、烟囱、一棵梨树。
他翻过画框，背面的纸衬上有一行125年前的手写字迹，记录着创作者的名字和日期。
那一刻，迄今存世最早的照片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失踪，重新回到了世人面前。
1826（1827）年：一切的起点
故事要从法国勃艮第乡间说起。
约瑟夫·尼塞福尔·尼埃普斯（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一位出身优裕的乡绅发明家，住在索恩河畔沙隆附近的家族庄园“勒格拉斯”。他和兄弟克洛德（Claude Niépce）一起搞过内燃机、液压泵、自行车，但真正让他着迷的，是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念头——用光线自动画画。
那个时代，暗箱（camera obscura）已经是画家们常用的辅助工具。它本质上是一个装了透镜的木盒子，外面的景物通过透镜投射到盒内的毛玻璃上，形成一幅精美的倒影。画家们对着这个影像描摹，就能获得透视精准的写生稿。但影像转瞬即逝，光线一变就消失了。尼埃普斯想做的，就是 用化学的方法，将暗箱投射的光影永久固定在物质表面上。
暗箱（camera obscura）约1820年左右（杭州映Studio藏）
从1816年开始，他尝试了银盐纸、石版、铜板、各种化学涂层，失败了无数次。直到他找到了一种古老的材料——犹太沥青。这种天然沥青溶液涂在金属板上，经过长时间日照后会硬化，而未受光的部分则可以用薰衣草精油洗掉。
1826年或1827年的某个夏天，尼埃普斯在勒格拉斯庄园二楼工作室的窗前架起暗箱，将影像投射到一块涂覆犹太沥青的白镴板上，进行了一次持续数小时、也可能长达数日的曝光。
太阳从东方升起，划过天穹，又沉向西方。建筑物的两侧都被阳光依次照亮。当他取出白镴板、洗去未硬化的沥青后，一幅永久的正像留在了金属表面：鸽舍、梨树、谷仓的斜屋顶、面包房的烟囱。
这就是尼埃普斯的《勒格拉斯的窗外景色》（View from the Window at Le Gras）——现存最早的、借助暗箱制作并保存至今的照片。
尼埃普斯把这个过程命名为“日光蚀刻术”（héliographie / heliography），意即“太阳书写”。
暗箱里的眼睛
尼埃普斯使用的暗箱和镜头，来自巴黎钟楼河岸 69号的谢瓦利耶（Chevalier）光学工坊。这是一个祖孙三代经营的光学世家：祖父路易·文森特·谢瓦利耶（Louis Vincent Chevalier）、父亲文森特·雅克·路易·谢瓦利耶（Vincent Jacques Louis Chevalier）、孙子夏尔·路易·谢瓦利耶（Charles Louis Chevalier），以制作显微镜物镜和消色差透镜闻名。
1825年，尼埃普斯的一位亲戚——尼埃普斯上校，在谢瓦利耶的店里为他订购了一台配备弯月棱镜的暗箱。这种弯月棱镜是谢瓦利耶父子于1823年发明的，用以代替传统的简单透镜加反射镜的组合，能够减轻球面像差，让投影的影像更加清晰。此后直到1829年，谢瓦利耶父子持续为尼埃普斯提供各种类型和焦距的镜头。
尼埃普斯拍摄《勒格拉斯的窗外景色》 时，使用的正是这样一台安装了弯月棱镜的滑动式木质暗箱。镜头夹在两片带凹槽的薄木板之间，上下木板中央各挖去一个半月形缺口，合拢时拼成一个圆孔，上面那片可以向上抽出以更换镜头——有人形容这个结构看起来像一台微型断头台。
尼埃普斯 拍摄《勒格拉斯的窗外景色》 使用的相机
（复刻版，杭州 映Studio制作、收藏）
2025年展出于广东美术馆摄影三年展
这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 “摄影镜头”。它是从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光学传统中借来的简单光学元件。真正意义上的摄影专用镜头，要等到1839年达盖尔银版法公布之后才开始发展。尼埃普斯站在的，是一条漫长光学进化链的最初起点。
值得一提的是， 1828年3月，谢瓦利耶父子还寄给尼埃普斯一枚他特别订制的消色差三合镜头——两片双凸透镜夹一片双凹透镜，焦距12英寸，口径3英寸，售价102法郎。随包裹附有简短的信件和两张手绘草图，说明如何组装这枚以散件形式寄出的镜片。但这枚镜头基于望远镜设计，中心成像尚可，边缘却模糊不堪，最终并不理想。
1827年英国之行
1827年 尼埃普斯 的英国之行，并非一场纯粹的学术远征。彼时他正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他的兄弟克洛德旅居英国多年，试图推销两人合作发明的内燃机“火风琴”（Pyréolophore），不仅未获成功，反而耗尽了大量家财。尼埃普斯多次写信请求克洛德授权他以家族庄园勒格拉斯的产业做抵押贷款，但信件全无回音。他必须亲赴英国，当面说服兄长。
8月底，尼埃普斯携妻子从索恩河畔沙隆启程。他们先在巴黎逗留一周，期间会见了路易·达盖尔（Louis Daguerre）、光学师文森特·谢瓦利耶和雕刻师勒梅特尔（Lemaitre）。尼埃普斯随身携带了多幅日光蚀刻试样，包括那张《勒格拉斯的窗外景色》。
9月8日夜，夫妇二人乘夜班马车赶往加来，渡过海峡前往伦敦。
他们发现克洛德病重且神志衰退。至10月，三人已同住在基尤（Kew）的基尤巷（Kew Lane，今Kew Road）卡塞尔夫妇（Mr and Mrs Cassel）宅中。正是在基尤，尼埃普斯经由卡塞尔引荐结识了弗朗西斯·鲍尔（Francis Bauer）——一位奥地利裔植物学插画家，他受雇于近在咫尺的皇家基尤植物园。鲍尔的日常工作就是使用暗箱（camera obscura）和显微镜来精确描绘植物标本，因此他对尼埃普斯用化学方法将光影永久固定在物质表面上的发明立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鲍尔建议尼埃普斯向英国皇家学会展示他的发明。尼埃普斯写了一份论文提交上去，但他不愿意透露工艺的具体细节——他想保护自己的发明秘密。皇家学会援引一条禁止未公开工艺进行演示的规则，拒绝了他。
更糟糕的是，当时的皇家学会本身也正处于混乱之中：主席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病入膏肓，围绕继任者的争斗让机构几乎瘫痪；对摄影最可能感兴趣的约翰·赫歇尔（John Herschel）因厌倦皇家学会政治而辞职，拒绝出席任何会议---最有可能理解尼埃普斯发明价值的人，从未见到他本人，也从未看到他的作品。
尼埃普斯空手而归。离开基尤前，他将六块日光蚀刻板分别托付出去。四块赠予鲍尔：《背负十字架的基督》（Christ Bearing the Cross）和《丹博瓦兹红衣主教》（Cardinal d’Amboise）是将版画贴覆于感光板上作接触复制而得；《埃洛迪》（Élodie）是用暗箱拍摄一幅75厘米长的舞台布景版画；《勒格拉斯的窗外景色》则是使用暗箱直接取景于自然——唯一一块真正意义上的“照片”。第五块《废墟风景》（Landscape with Ruins）留给了房东卡塞尔先生，第六块交予埃弗拉德·霍姆爵士（Sir Everard Home）之子。他还留下了一些从《红衣主教》和《废墟风景》板上拓印的纸质图像，以及那份关于日光蚀刻术的手写论文。鲍尔在画框背面的纸衬上仔细记下了发明者的姓名和相关信息。
鲍尔所藏四板至今仍存：其中三块现归英国皇家摄影学会（RPS），《勒格拉斯的窗外景色》则藏于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哈里·兰塞姆中心。卡塞尔之板于1862年后失踪；霍姆家之板仅见于1839年霍姆上尉致鲍尔的一封书信，此后再无记录。
1833年，尼埃普斯在家中突然中风去世，年仅68岁。他的贡献几乎无人知晓。六年后，当达盖尔和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在1839年各自宣布摄影术的发明时，鲍尔曾竭力为尼埃普斯争取“第一发明者”的名分，并终于在1839年3月9日让这批作品在皇家学会展出。但这一切来得太晚了。
1840年，鲍尔去世。这张存世最早的照片开始了它漫长的漂泊。
辗转五任主人
鲍尔去世后，这批遗物在佳士得拍卖行上拍。大英博物馆馆长罗伯特 ·布朗（Robert Brown）将其购入。1858年布朗去世，他的助手J.J.贝内特（J.J. Bennett）继承了这块锡板。此后二十多年里，它一直安静地待在贝内特家族手中。
1884年，贝内特家族决定将其出手拍卖。买家是亨利·巴登-普里查德（Henry Baden Pritchard）——《摄影新闻》（Photographic News）杂志的编辑，也是《欧洲摄影工作室》一书的作者。作为维多利亚时代摄影媒体界的重要人物，普里查德完全清楚自己买到的是什么：摄影术的“创世纪文物”。
然而命运以最残酷的方式开了一个玩笑。普里查德在购入这批藏品仅仅两周后便猝然去世。
这些物品转入了他的遗孀玛丽 ·普里查德（Mary Pritchard）手中。玛丽保管了这块板三十多年。在此期间，它偶尔被借出参加展览——1890年曾在英国皇家摄影学会展出。1898年（一说1905年）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此后，再无人问津。
1917年，玛丽去世。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她的儿子只获批了三天军假来安葬母亲。他匆忙地将母亲的全部遗物打包塞进一只大箱子，存放在伦敦的一家仓库里，旋即返回前线。
就这样，人类最早的永久性照片被锁在一只箱子里，在伦敦的仓库中沉沉睡去。
寻找失落的圣杯
时间来到二十世纪中叶。
赫尔穆特 ·格恩斯海姆，1913年出生于慕尼黑，在大学学习艺术史，后因犹太血统被迫离开纳粹德国，辗转定居伦敦。1945年，在美国摄影史学者博蒙·纽霍尔（Beaumont Newhall）的鼓励下，格恩斯海姆和妻子艾利森（Alison Gernsheim）开始系统收藏历史摄影作品。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人认为摄影值得被当作艺术来收藏。格恩斯海姆夫妇走在了时代前面。
在研究摄影起源的过程中，格恩斯海姆意识到尼埃普斯那块传说中的锡板应该仍然存在于某处。他开始了漫长的追踪。
1950年，格恩斯海姆找到了普里查德的儿子。但对方告诉他，家族已不再拥有那块板——据说当年借出参加展览后就没有归还。线索似乎断了。
1951年，普里查德的儿子也去世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格恩斯海姆夫妇收到了一封意想不到的信。寄信人是普里查德儿子的遗孀 ——也就是“普里查德夫人”。她在整理亡夫遗物时，发现了一张1917年的仓库存储收据。
她打开了那只尘封三十五年的箱子。
在家族遗物中间，尼埃普斯的那块锡板赫然在目。
普里查德夫人写信告诉格恩斯海姆，虽然东西找到了，但影像似乎已经完全消退，恐怕不值得再费力气。
格恩斯海姆深知犹太沥青是不会褪色的。他立刻打电话，请求亲自查看。
情人节的光
1952年2月14日。格恩斯海姆来到普里查德夫人家中。
那块镶框的锡板被放到他手里。他没有料到看到的会是一块镜子般的金属表面 ——什么也看不到。
他把板子拿到窗边，像观看达盖尔银版照片那样，慢慢倾斜角度，让光线以低角度掠过表面。
影像出现了。
鸽舍、梨树、谷仓的斜屋顶、面包房的烟囱 ——125年前，尼埃普斯从勒格拉斯庄园二楼窗口望出去的那个景象，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遗忘，重新浮现在一位摄影史学者的眼前。
他翻过画框。背面是 1827年弗朗西斯·鲍尔的亲笔字迹，记录着尼埃普斯的名字和这件作品的身份。
画框背面 弗朗西斯·鲍尔的字迹（网图）
日光蚀刻术：由光线自身作用而获得的第一个成果。作者为索恩河畔沙隆的尼埃普斯先生。1827年（上半部分）
尼埃普斯先生首次成功将自然影像永久固定下来的实验。（中间部分）
巴登-普里查德夫人，索思比路105号海布里公园北区（N）（左下角白色标签）
F. 鲍尔，邱园绿地（右下角）
格恩斯海姆随即委托柯达研究实验室为这块板制作现代复制品，但由于原板影像极为微弱，要完整再现肉眼所能辨认的全部细节几乎不可能。格恩斯海姆对其中一张复制照片进行了大量手工修饰，使画面更加清晰可辨。直到 1970年代末，他只允许这个经过修饰的版本被公开发表——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熟悉的那张“第一张照片”。
两度被英国拒绝
故事还有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尾声。
格恩斯海姆曾将这件无价之宝提供给英国皇家摄影学会，希望它能留在英国。但学会方面与格恩斯海姆的关系长期紧张 ——据著名历史学家罗伊·斯特朗（Roy Strong）的说法，皇家摄影学会认为格恩斯海姆夫妇“难以相处”。英方拒绝了这份捐赠。
历史就这样完成了一个奇异的闭环：1827年尼埃普斯本人试图向英国皇家学会展示这件作品，被拒；125年后格恩斯海姆想把它捐给英国皇家摄影学会，再次被拒。这张照片两度被英国拒之门外。
1963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哈里·兰塞姆中心购入了格恩斯海姆的大部分摄影收藏。尼埃普斯的 《勒格拉斯的窗外景色》 不在交易之列——格恩斯海姆随后将其单独捐赠给了该机构。
如今，这块 16.7×20.3厘米的锡板静静地躺在兰塞姆中心大厅的展柜里，被封存在惰性氩气中以防止进一步损坏。2003年，盖蒂保护研究所利用紫外线、红外线和数字技术，终于制作出了第一张未经人工修饰的官方复制品，让世人得以看到这张照片更接近真实的面貌。
兰塞姆中心展示现场（网图）
尾声
从 1827年尼埃普斯将它留在英国，到1952年格恩斯海姆在情人节那天将它迎着光线重新“唤醒”，这块锡板经历了125年、至少五任持有者的递藏流转。它的旅程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摄影史：发明者的天才与困窘，皇家学会的傲慢与失察，收藏者的慧眼与执着，战争对记忆的摧毁，以及最终——光，依然在那里。
光，是可以被抓住的，尼埃普斯在两百年前就知道这一点。
通过AI还原的 《勒格拉斯的窗外景色》（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