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年的回声--
摄影术诞生200周年之际,映Studio联络世界各地行业关键人物,结合访谈与实地考察,从影像、器材与档案中,重构摄影史的深层图景。

詹姆斯·M·麦基翁 (James M. McKeown) 现代语言学士。曾任中学法语与西班牙语教师。创办了百年照片公司( Centennial Photo Service)以及 MB 技术服务公司,在全美范围内为社区庆典提供摄影与音频服务。从事相机书籍出版。
琼·C·麦基翁 (Joan C. McKeown) 数学学士、中学教育学士、课程与教学硕士。曾任中学数学教师。在百年照片公司从事研究与制作工作,参与相机书籍出版。另获得牧灵事工硕士学位,曾在地方、州及全国层面的多个天主教组织董事会任职。
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 麦基翁夫妇 开始系统记录古董与经典相机的市场交易信息,并于1974年出版首版《麦氏古董与经典相机价格指南》(McKeown’s Price Guide to Antique & Classic Cameras)。该书迄今共出版12版,在数十年间持续扩充资料、修订版本,使《麦氏》成为全球相机收藏、研究与交易领域最重要的参考工具书之一。
起点与方法
令胡歌: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您从一位购买相机的人,变成了一位记录相机交易的人。是什么促成了这一转变?您是否还保留着早期的那些记录卡片?回想起来,是否有某一张卡片其实 “判断有误”,却对您日后方法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詹姆斯·M·麦基翁: 当时各类古董、二手车以及其他物品都已有相应的价格指南,唯独古旧相机没有。我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就开始收藏相机,但一直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可循。到六十年代末,其他收藏者陆续出现,相关协会成立,相机交易也日趋活跃。我开始用 3×5 英寸的卡片记录交易,起初只是为了自用。当卡片积累到大约一万张时,我意识到这些信息对其他人或许也有用,于是把它们浓缩成了一本口袋大小的指南。每张卡片对应一台待售的相机。把同一型号的所有卡片放在一起、再考虑相机的成色,我就能估算出该型号的市场价值。如果某张卡片上的价格远高于其他卡片,我可以将它剔除,只依据其余卡片来估价。卖家偶尔会在拼写或描述上有错,但这些都很容易修正或忽略。
令胡歌: 1974 年出版的《麦氏价格指南》第一版花了数年时间才售罄,之后又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尚未盈利的时期。是什么给了您坚持出版第二版的决心?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您和琼女士是如何分工的?
詹姆斯·M·麦基翁: 第一版其实在不到两年内就售罄了,只是当时尚无足够的新数据支撑更新。从一开始,我就期待这本书能 “有用”,但并不一定能“赚钱”。我打算无论如何都要把研究继续下去,纯粹是为了自己。当第一版的销售收入覆盖了出版成本,再做第二版就顺理成章了。1977 年,我和琼妮(Joanie,琼的昵称)结婚。她拥有数学硕士学位,还教授过那种“恐龙般体型”的大型主机计算机的编程课程。在微软、苹果、康柏出现之前,我们就按自己的需求定制了一台计算机。琼妮负责编程与数据录入,建起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可以为库中每一台相机标注其对应的印刷文献来源(书籍、杂志等),这对我撰写技术与历史描述至关重要。琼妮也持续从事价格研究:她会翻阅经销商每月的清单和《Shutterbug Ads》等杂志,为每一台待售相机填一张 3×5 卡片,再将卡片整理归入我已有的档案中。这套方法我们沿用了几年,后来用电脑表格取代了它——表格里的内容,和当年卡片上的信息完全一致。

作为一项知识工程的《指南》
令胡歌: 面对超过四万台相机,以及多年来持续更新的压力,您是如何判断一台相机 “值得”被收录的?在您的体系中,哪一类错误最让您不安:价格判断、历史归属,还是技术描述?
詹姆斯·M·麦基翁: 作为一位收藏者,我始终坚信 “一切相机生而平等”。任何被挂牌出售的相机都值得被收录,因为它有卖家,并且最终会有买家。有时一台相机挂牌数月却无人问津,价格不断下调,直至成交。借助计算机按卖家、序列号等对每台相机进行追踪,我们得以记录“实际成交价”,而非仅仅是“要价”。这有助于让指南的价格尽可能贴近现实。早期,我们的历史与技术描述依赖卖家提供的信息;后来,随着我们逐步建立起原版样本、手册与文献的资料库,描述也变得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准确。
令胡歌: 在您的方法体系中,价格数据、厂商历史与技术规格之间是如何取得平衡的?当一台相机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公开成交记录时,您通常如何为其定价?
詹姆斯·M·麦基翁: 编写指南最初的动力是报告平均价格,但加入简短的厂商历史与技术描述变得越来越有用,也越来越重要。为了控制篇幅,描述始终保持简短。早期版本中,没有公开成交记录的相机一般不会被收录。随着指南依据原版手册资料不断扩充、纳入更多变体型号,对这些相机的估价就转而参考相似机型。某些情况下,我们干脆不标价格 ——尤其是当我们不确定是否还有任何存世样本时。
令胡歌: 在《指南》的编纂史上,是否有过这样一台相机:它经历了 “被忽视——被重新发现——被重新估值”的完整过程?如果有,能否分享一个具体的例子?
詹姆斯·M·麦基翁: 有时,来自拍卖会或经销商清单的相机描述过于模糊,根本无法判断这是一台什么相机。比如,仅仅写着 “8×10 英寸木质底片相机,80 美元”,却没有任何厂家或型号名称——这样的信息几乎没有意义。但随着我们的文献资料库日益丰富、与专题相机收藏者的联系也越来越多,有时我们就能反过来辨识出这些相机的身份。一旦知道了它的型号或制造商,就可以把它收入指南。



映Studio(杭州)收藏的《麦氏相机价格指南》(第11版)
半个世纪的市场观察
令胡歌: 从 1974 年到 2026 年,您认为全球古典相机市场的主要结构性转折点是什么?作为重要拍卖会的专家评审与顾问,您如何理解拍卖价格与收藏价值之间的关系?高价是否真的就代表着历史重要性?
詹姆斯·M·麦基翁: 能否接触到可供收藏的相机,是收藏活动的关键。上世纪七十年代,有各种经销商清单、专门的交易类杂志、相机交易展,以及各国举办的专题拍卖会。收藏者们在这些活动中相聚、交流,许多跨国友谊也由此结下。从九十年代中期起, eBay 及其他在线拍卖平台兴起,加上经销商纷纷建立自己的网站——几乎任何可以想象到的相机都触手可及,因此建立一份有针对性的藏品系列,要比过去容易得多。早年的专题相机拍卖会涵盖各个价位,起拍价普遍较低;如今的大型相机拍卖会则聚焦于高价相机,起拍价往往足以买下一辆新车,或一套不错的房子。只要有愿意应价的买家,收藏价值与拍卖价格就必须被视为等值。几年前看起来很贵的,今天或许显得便宜——但高价本身并不赋予一台相机以历史重要性。反过来,历史重要性也未必总能换来高价,除非恰好有两位竞拍者在同一时刻同时识别出它的重要性与稀有性。
令胡歌: 在您的经验里,市场是否曾经集体误判过某一类相机?这种误判通常因何而生,又是如何被修正的?
詹姆斯·M·麦基翁: 这与其说是经验问题,不如说是看法问题。在我看来,市场未必 “误判”过什么,但确实“忽视”了一类我认为很重要的相机:它们提出了新颖的设计理念,却往往未能成功地推向市场。这些相机在技术上颇具趣味,而且常常非常稀有、甚至独一无二。正因稀有,所以鲜为人知;正因鲜为人知,所以被忽视。市场本身并不会自我修正,但敏锐或幸运的买家,可由此得到一件难得的珍品。
作为物质文化的相机
令胡歌: 在您看来,除了作为拍摄工具与收藏对象之外,一台相机还承载着什么?
詹姆斯·M·麦基翁: 每一台相机都承载着它自身的诞生史。有些只是沿袭同类相机的既有形制,为制造商带来利润而已;而那些更值得玩味的相机,则体现出设计者的天才 ——为一个问题找到解决方案,或者为一个新的目的开辟手段。
令胡歌: 在那些尤为稀有的型号身上,您从中读到了关于制造者、使用者,乃至某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史的哪些细节?
詹姆斯·M·麦基翁: 我很幸运,曾与多位不同相机的设计师、工程师与制造商当面访谈。无一例外,他们都聪明、富有创造力、开放而友善 ——如果我们住得近些,他们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每一次有机会见到他们,我都满怀期待。即便是那些我只在文字里读到过的制造者,似乎也具有同样的品质。
令胡歌: 如果让您从藏品中挑选三台最能代表 “摄影二百年”的相机,您会选哪三台?为什么?
詹姆斯·M·麦基翁: 前两台是显而易见的 :一、达盖尔吉鲁相机——第一台获得商业成功的相机;二、柯达(Kodak)——它让摄影变得简单(其后衍生的“布朗尼”则让摄影变得人人可及);三、揣在口袋里的手机——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能。
令胡歌: 一旦一台相机被收入指南并被标上价格,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就被 “固化”了?您是否担心过,像《指南》这样的参考著作,反过来会影响——甚至改变——我们对历史本身的理解?
詹姆斯·M·麦基翁: 每一版的价格都会根据当期的市场调研而变化。这些价格从来不是为了 “影响”市场,而是为了“记录”市场曾经走过的轨迹。坦白地说,价格其实是这套书里最不重要的一部分。从第二版起,本书的扉页上就出现了“麦氏定律”:“一台古典相机的价格,完全取决于交易当时买卖双方的心情。”——这一点,至今未变。
2026年3月的中国之行
令胡歌: 这次访华,您和琼女士在北京、烟台、上海、南浔、宁波与绍兴拜访了多位收藏者。相比来中国之前的想象,哪些印象得到了印证,哪些印象被改写了?
詹姆斯·M·麦基翁: 在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的相机收藏并没有什么先入为主的看法。所到之处看到的藏品,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让我非常欣喜,也深感震撼。我没有预料到能见到如此大规模、且组织得如此井然有序的收藏。
我多希望我们当时能有更多时间,在北京五棵松露天相机集市上与那些收藏者多聊一聊,看看他们摆出来出售的相机。这样的集市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每一个人都可以追随自己的热情,开始一份只属于自己的收藏。

詹姆斯·M·麦基翁、 琼·C·麦基翁在北京 五棵松露天相机集市
2026年3月 北京五棵松 王稼丰摄
令胡歌: 在烟台、南浔、宁波、绍兴这样通常意义上的文化中心之外,遇到水准很高的私人收藏。这在西方相对少见。您如何理解这种相对去中心化的格局?
詹姆斯·M·麦基翁: 在我看来,这并不算不寻常。出色的私人收藏总是随它的主人而在,与主人住在哪里无关。我们自己的相机收藏在规模与广度上不断壮大,而历版价格指南,都是在一个不到五十人的小镇上完成出版的。
令胡歌: 在与中国收藏者的交流中,您是否感受到一种不同于欧美的收藏动机 ——甚至是某种不同的收藏伦理?这样的差异,是否有可能最终影响到全球市场判断价值的标准?
詹姆斯·M·麦基翁: 我所拜访过的那些藏品,都依主题精心组织,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用心搭建的。这在国际上其他收藏者那里也常常如此 ——当然,也有一些像我这样,并不严格依循某个主题,而是属于综合性收藏者。
令胡歌: 经过这次中国之行,您看待海鸥、东方、红旗、珠江等中国相机品牌的历史眼光,是否有了改变?您是否在中国遇到过《麦氏》尚未收录的型号,或是信息有待修订的型号,让您立刻有了重新记录的冲动?
詹姆斯·M·麦基翁: 在《麦氏》此前的几版中 ——最后一版已是二十多年前——收录的中国相机其实非常少。那时,中国相机在西方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呈现。这一部分,在下一版中将需要做大幅度的更新与扩充。

詹姆斯·M·麦基翁、 琼·C·麦基翁在北京 五棵松器材城
2026 国际相机收藏文化论坛上( 北京五棵松国际摄影文化苑 供图)
数字时代的转折
令胡歌: 自第十二版以来,纸质版《指南》一直未再更新。如果未来相机信息能够以实时方式持续更新, “版本”这一概念本身是否还能成立?《麦氏》是否属于最后一代“以版本形态存在”的知识著作?
詹姆斯·M·麦基翁: 自 2004 年第十二版出版以来,我和我已故的副主编迪特尔·席巴(Dieter Schieba)一直在编纂一部《国际相机百科全书》。我们的目标是,最终把所有能从制造商目录或其他文献中查到的相机都收录进去。2022 年迪特尔离世后,我意识到,是时候把我们已经积累的部分先出版出来,剩下的留给后人继续完成。我也希望借助新结识的中国朋友的帮助,把中国这条庞大却长期未被西方充分认识的相机工业脉络,完整地纳入其中。
下一版将以《国际相机百科全书》的形态推出,采取在线订阅模式。但读者调研同时显示,仍有相当一部分读者期待一套最终的多卷本印刷版。
令胡歌: 在 AI 已经可以几乎瞬时识别相机、甚至生成价格估算的当下,由人工编纂的指南,其意义是否需要被重新界定?您是否担心,当最后一代胶片工程师与修复师离世之后,关于相机的某些知识会就此消失?
詹姆斯·M·麦基翁: 在线版《百科全书》和最终印刷版,都将不再保留由人工编出的价格估算。近年来,模拟摄影、胶片、即时摄影乃至更早期的影像工艺,都迎来了一轮复兴。我相信,永远都会有出色的修复专家。相机收藏者也会继续掌握关于历史相机的知识 ——但下一代,依然会延续如今的趋势:用手机拍照。
跨越二百年的回声
令胡歌: 在您看来,达盖尔的相机与今天智能手机中的图像传感器,是属于一脉相承的技术谱系,还是分别属于两个根本不同的文明阶段?
詹姆斯·M·麦基翁: 从技术谱系上看,两者其实出奇地相似。达盖尔银版那纯银的表面几乎是无颗粒的,而今天的图像传感器也已接近这一点。但文明本身,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令胡歌: 您和琼女士共同合作了大半生。在这项如此细致、如此漫长、又常常不为外人所见的编目工作中,琼女士的角色与贡献并不总是被充分看见。在这次访谈中,您最希望被记录下来的,是关于她在这份共同事业中的哪一部分?
詹姆斯·M·麦基翁: 从第二版起,她就是我在这项事业中完完整整的合伙人。所有的电脑编程、数据管理、排版、版面设计、打包、发货、开票 ……这门生意的方方面面,没有哪一项是她没有参与的——唯一的例外,是当年制作半色调底片时的暗房工艺。
令胡歌: 如果有一天《麦氏价格指南》不再更新了,您更希望它被记住为一部未竟之作,还是一部属于某个特定时代的完成之书?
詹姆斯·M·麦基翁: 它一直都是一部未竟之作。而以目前仍待完成的工作量来看,我想,它大概会永远都是一部未竟之作。
令胡歌: 五十年后,当读者再次翻开《麦氏价格指南》时,您最希望他们在那里读到什么 ——不在价格里,不在规格里,而是在价格与规格之外?
詹姆斯·M·麦基翁: 我希望他们能享受那种发现的乐趣 ——发现相机种类竟可以如此无穷无尽、千姿百态。

令胡歌和 詹姆斯·M·麦基翁、 琼·C·麦基翁
2026年3月 北京,沈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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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Studio“纸上的世纪:《Du》杂志1941-2025”(点击查看)
杭州映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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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世纪-《Du》杂志1941-2025》(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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